界面新聞記者 | 呂文琦

　　12月16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山東監管局官網披露，同意富澤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君康人壽保險業務，這意味著君康人壽這一風險險企處置塵埃落定。

　　事實上，在批復公布前一個多月，這家為接盤君康而成立的新險企已悄然完成籌建，富澤人壽注冊資本170億元，按資本金規模躋身業內前十。如此體量對一家新設公司來說并不多見，也凸顯其背負的特殊使命。

　　從股權架構來看，富澤人壽由“四方股東”組成，呈現典型的“地方國資+行業基金+央企險資”組合。

　　控股股東為濟南市財政局實控的濟南金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股49.7059%；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持股35.2941%，為第二大股東；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旗下人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1.4706%；余下3.5294%由濟南地方國資平臺濟南政金通達投資集團持有。

　　兩家濟南國企合計出資90.5億元，占股53.24%，確保地方國資絕對控股，而保險保障基金與人保資產的入股既提供了資金支持，也為公司運營增信。

　　這種股東結構設計，在近年風險處置型險企中頗具代表性。過去的處置案例中，保險保障基金一直是“挑大梁”的存在，但卻不是風險處置唯一的解法。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孫宏濤向界面新聞指出，保險保障基金管理辦法近年也面臨修改，就是為了應對近年來保險業出現的風險。“雖然保障基金實力雄厚，但獨木難支，還是需要借助市場力量一起來應對危機。”

　　而此次君康人壽化險由地方政府牽頭，行業救助基金和大型險企共同參與，既統籌資源又分散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富澤人壽管理層架構已基本明確，呈現出監管背景與市場化經營經驗相結合的特點。

　　公開信息顯示，富澤人壽董事長由濟南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局長馮毅出任。馮毅出生于1982年，長期在地方金融監管系統任職，具備較為豐富的監管實踐和政府協調經驗。

　　總裁一職則由原中郵人壽副總裁、財務負責人謝祝鋒擔任。謝祝鋒擁有二十余年保險行業從業經歷，曾先后在中英人壽、百年人壽等壽險公司任職，主要負責財務及經營管理相關工作。

　　在業內看來，這種由具有監管背景的管理者擔任董事長、并由具備市場化經驗的職業經理人負責具體經營的管理層安排，有助于在風險處置和日常經營之間形成分工。對于承擔君康人壽存量風險和業務的富澤人壽而言，如何在防范新增風險的同時推進業務恢復和持續經營，仍有待后續觀察。

　　從資本新寵到監管“釘子戶”

　　富澤人壽接管的君康人壽，自誕生以來可以說是身世坎坷。君康人壽前身可溯至2006年成立的昭德人壽，幾經股東變更后更名正德人壽。

　　2015年7月，隨著民企杉杉集團入主，公司更名為君康人壽。彼時的君康一度憑借激進的理財型保險銷售成為“資本新寵”。

　　2016年底始，遼寧忠旺集團陸續買入并于2017年控股君康人壽。忠旺集團作為大型鋁業民企，其實際控制人劉忠田曾登富豪榜。

　　2018年，原保監會下發監管函，點名君康在人事管控、關聯交易等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禁止其在六個月內與忠旺集團及關聯方發生資金往來。

　　盡管監管嚴令隔離，但忠旺入主后通過關聯交易、虛假增資等方式大肆抽逃君康資金，高達數百億元資金被違規挪用。

　　到2020年第三季度，君康人壽核心和綜合償付能力勉強維持在102.47%，逼近監管紅線，且風險綜合評級已連續多個季度為C類。償付能力亮起紅燈、流動性枯竭，公司經營每況愈下。

　　此后忠旺集團自身亦爆發債務危機，實控人傳出負面消息，公司財報長期缺失。君康人壽自2019年后再未披露審計年報；2020年四季度起的償付能力報告也一再延期。

　　2022年9月，忠旺集團被法院裁定破產重整，君康人壽徹底失去依靠。監管部門對君康實施了嚴密的“貼身監管”，限制新業務開展，公司陷入停擺半停擺狀態。

　　面對君康人壽這顆“雷彈”，監管和地方政府早在2023年底即開始醞釀解局方案。當時市場盛傳山東省國資將出手“接盤”君康。山東方面提出了兩大處置訴求：一是將君康人壽總部由北京遷至濟南并更名，以便屬地化監管和資源支持；二是大幅增加分支機構數量，從原有5家增至15家，覆蓋主要省市，使其具備中大型險企的展業基礎。

　　今年年初，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企業名稱公告公示了“富澤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名稱，顯示籌建工作已經啟動。如今富澤人壽正式獲批，宣告這場歷時近兩年的風險處置進入收官階段。

　　化險新變局

　　君康人壽風險事件的化解，并非孤例，而是近年來保險業風險處置模式轉型的縮影。

　　過去十余年，監管處置問題險企時主要依賴兩種路徑：要么動用保險保障基金托底重組，要么引入行業內大型險企收購接管。

　　界面新聞了解到，在相關部門推動下，未來不排除有更多頭部保險公司以不同形式參與到行業風險化解中來。

　　不過，孫宏濤表示，這一過程中仍存在不少制度層面的現實問題有待厘清。“如果未來需要更多保險公司參與風險化解，那么它們將以什么樣的身份參與、對應享有哪些權利、需要承擔哪些責任，都需要在制度層面進一步明確。”

　　近年連續暴露的高風險險企，促使監管部門在實踐中摸索出第三種路徑——地方國資牽頭、多元資本參與的紓困模式。這一模式在君康人壽身上得到典型體現，也在業內逐漸形成潮流。

　　2024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強調落實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風險處置屬地責任，并要求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各司其職、協同推進風險處置。政策導向的明朗化，正是這一輪地方國資領銜紓困模式興起的重要推動力。

　　“富澤人壽承接君康人壽業務，并非個案，而是近兩年保險業風險處置模式變化的一個縮影。”一位曾參與險企化險的業內人士對界面新聞表示，這類以新設主體化解風險險企的做法，正在對行業治理結構和監管思路產生實質影響。

　　該人士指出，風險處置型險企往往資本金規模更大，股東結構也更加多元，通常同時引入地方國資平臺、保險保障基金和市場化機構。“地方國資更強調穩健經營，市場化股東則補充專業能力，多方參與有助于避免單一大股東主導，降低內部人控制和關聯交易失控的風險。”

　　“以富澤人壽為例，其由地方金控平臺控股、人保資產和保險保障基金參股，在股權層面就形成了制衡機制，這與君康人壽此前單一民營股東主導的治理結構有本質不同。”他認為，這種多元股東共治模式，有助于提升保險公司長期治理穩定性，也為監管持續介入和風險隔離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當然，新模式下并非沒有挑戰。地方國資大規模投入保險業，也要防范自身財務風險和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如何在救助后提升這些新設險企的可持續經營能力，避免其異化為簡單的“風險收容所”，也是監管和股東需要考慮的長遠課題。

　　對于富澤人壽而言，挑戰遠未結束。除了接手君康人壽沉重的資產負債包袱，還需要在嚴格合規和穩健經營的框架下，重新構建業務、恢復造血能力，這不僅考驗管理層的專業能力，也需要股東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