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信息、尋找毛發、提取證據，無人機、熱成像儀器、籠子網子手套，幾小時到幾十天的搜尋蹲守，只為尋找一只失蹤貓咪或狗狗的下落……
這就是“寵物偵探”孫錦榮和他的團隊的日常——為求助人尋找丟失的愛寵，收取費用和賞金。
在2012年這個概念尚且陌生時，孫錦榮邁出了第一步，在上海做起了全職寵物偵探。他接全國各地的單，曾幫助數千只寵物回家，并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論和設備。
十年間，他們見過“上天”趴在空調外機、危樓樓頂，“下地”躲到地板底下和下水道的貓，也見過走失后去別人家蹭吃蹭喝的金毛，以及從浦西上高架狂奔幾十公里到浦東的邊牧。
找到寵物后，他們一般能得到幾千元到幾萬元的賞金，有人甚至打出“一棟房”“一輛保時捷”的懸賞，不過多為噱頭。得到賞金并不容易，除了專業的設備，還需要有縝密的判斷和隨機應變能力，是體力和腦力的雙重消耗。
此外，他們也要面對寵物主人的情緒宣泄，以及對方的謊言、壓價甚至耍賴。
目前，孫錦榮和團隊還在做寵物義務救援的工作，類似寵物版的110。院子里堆滿漆成綠色的木頭小房子，他想做滿1萬個貓窩，送到愿意接收的小區里，用來給流浪貓喂食、居住。
“躲貓貓游戲”
晚上是抓貓的時機。
22點過半，來自廣州的“90后”老吳背著一只半人高的黑色大包，爬上了上海普陀區一小區居民樓的四樓，想要抓住一只失聯近一周的貍花貓。
他的背包里，一般會裝有用于查看足跡的燈源、熱成像搜索設備和無人機等，這些工具大部分是網購的，也有一部分是手工制作。
貍花貓躲在四樓一處懸空的平臺上，很多天沒有移動，應該也沒有進食，老吳決定用食物引誘它鉆進籠子。他從窗口處放下一只捕貓籠，里面放了貓條、打開的貓罐頭，但貓不上鉤。
老吳的同伴、1995年生的老高，在對面的居民樓用紅外熱成像儀觀察貓咪的狀況。“你看，這團紅色的就是貓。”緊接著，那團紅色開始沿著天臺邊緣動起來。
找到貓的位置，工作便完成了一半。老高說，在此之前，不確定性更多，除了要用無人機、熱成像儀，還需要對貓的糞便進行取樣采集，方便在相關區域發現疑似糞便時做對比，也會收集貓毛儲存，方便與主人核對。
老吳來到老高所在的這棟樓，提醒說走動的那只其實是個混淆視線的流浪橘貓，這小小的天臺上，居然有四只貓在活動，但偏偏家養的那只遲遲不露面，頂多露出耳朵。
在貓咪“上鉤”之前，他們的對峙還將持續下去。
這是老吳和老高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一單。雖然他們稱呼同事時喜歡在姓前加上“老”字，但實際上團隊中多為90后甚至00后。他們的“師傅”，則是自稱最早開始做寵物偵探的80后孫錦榮。
2012年因做救助貓狗的義工，孫錦榮漸漸入行。那時候幾乎沒人做專業尋寵，人們對貓狗的認知也是功能性的。“市場幾乎不存在，客戶群體也還沒建立起來，大家對于寵物的定位不一樣。”
頭三年，他的工作沒什么起色，直到2016年，契機出現了。短視頻平臺“二更”給孫錦榮拍了一個專題片，片名就叫做《寵物偵探》，一下子將他推到了大眾眼前，更多人也得以了解這個新行業。
在有了一定名氣后，他又趕上了迅速擴展的寵物市場。
據咨詢公司發布的《2021年中國寵物消費趨勢白皮書》，2020年我國城鎮寵物市場規模接近三千億元，2015-2020年6年間復合增速達到32.8%。
這一本不被看好的職業，逐漸變成了一份“正經工作”，孫錦榮陸續招募了多名隊友。如今，他的工作室有20人左右，年齡都不大。
不同的寵物，不同的主人
“找到我們的失主，大部分是和自家寵物在躲貓貓‘游戲’中敗下陣的。”
孫錦榮說，丟失寵物后，大部分人都會選擇自己搜尋一番，但往往發現，他們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了解自家小動物，于是轉而向貓咪偵探尋求幫助。
比如主人一般認為貓狗是能認出自己并且是貪食的，但寵物出逃后多會表現得很陌生，也不會去往常去的地點。
貓尤其喜歡躲藏，它們可以穿過狹窄的縫隙，藏到人無法到達的高處、隱蔽的下水道、危樓和枯井里。很多貓在走丟后會不停移動。“它覺得自己還沒完全藏好，就會換個地方繼續，幾番折騰，一定要藏在一個很變態的地方。”孫錦榮說，有些貓把頭藏好了，但屁股還在外面，自己看不見，就覺得別人也“看不見我了”。
而狗比貓愛熱鬧，喜歡往人多的地方跑。“尤其是柴犬、哈士奇和邊牧，丟失后它完全不覺得自己是丟了。”孫錦榮說，它們會一顛一顛走得很歡快，完全不會失落害怕，一件案子中，甚至有狗上高速“釋放自我”狂奔十幾公里的。
除了貓狗，孫錦榮的團隊也找過兔子、蜥蜴、鳥等各種動物。在性格各異的動物背后，主人也各不相同。孫錦榮覺得，養狗的人一般外向點，偏好和人社交；養貓的人則更獨立，更有自己的思想。當然，兩類人會有重疊。
為何走丟的寵物變多了？孫錦榮說，這和寵物市場的迅猛發展分不開，養貓養狗的人變多了，但在養之前可能并沒有做足功課，只是跟風，養完后才發現有各種問題；當然，也會有主人疏忽，沒有封窗或者牽繩的因素。
另一方面，城市擴展但配套還不到位，能給狗子跑的空間太小，很多狗比如邊牧，處在體力無法消耗的狀態中，便會選擇拆家甚至出走。
從業十年，在孫錦榮看來，每個訂單都是獨特的，因為每個人、每只寵物的情況都不一樣。
他們曾飛到鄭州搜尋一寵物博主價值十幾萬的孟加拉豹貓，義務解救過頭上套水桶的狗狗，找到過掉入河中的藏獒，也曾為蹲守一只躲藏起來、齜牙咧嘴的小貓熬最深的夜。
而這背后，總有一些直擊人心的故事。
尋寵，也是尋找遺失的情感和生活
除了對貓狗習性了如指掌，寵物偵探有時候還需要辨識人心。
孫錦榮提到一個“尋貓39天”的案例。
他回憶，去年冬天，他們接到了一位二十多歲女子丟貓的求助，一開始按正常的走失去查找，但后面發現了蹊蹺，“我們里里外外地搜尋，卻沒有任何線索和貓的痕跡，因為貓根本不在這里。”
一天后，可能是看不下去女兒的煎熬，女子的父親坦白，是他背著女兒，開車把貓帶到上海和外地的交界處扔了。孫錦榮說，貓已經十幾歲，可能陪伴著女孩走過了人生中重要的部分。
孫錦榮和同事去丟貓的地方尋找，那是一片高速公路旁的荒地，很多蘆葦，搜索困難。他們連續找了多天，最后利用熱成像無人機，在一片很密的草叢里，看到一只小貓咪窩著，正是走失的那只。
那是一只敏感的小貓，已經瘦骨嶙峋，脊背上凸顯著骨頭。它被丟棄時戴著有鈴鐺的項圈，行動時會暴露它的位置，限制了它的捕獵。孫錦榮說，能看出來貓咪曾嘗試想掙脫項圈，但沒有成功。項圈卡住了它的脖子和前爪到腋下的位置，找到時，勒緊的地方已經腐爛惡臭，項圈扒開時有白色小蟲蠕動。
他們將這只小貓直接送醫。“車開得很快，就怕貓見到主人之前就沒了。”
孫錦榮說，找到貓后，女生接到通知時還以為是在做夢，不停道謝。至于為何貓被送走，他猜測，可能是因為女生懷孕了，老一輩總覺得養寵物對孩子不好。
這39天的尋貓經歷，對孫錦榮來說，就像他創業的一個縮影，“一眼望不到邊。”“我當時想著，找不到也沒辦法，但如果能找到，我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不能帶它回家，這么輕易放棄的話，我到退休那一天也會覺得有遺憾的。”
在孫錦榮接到的單子中，有不少養寵物的老人，他們的子女在外求學或工作，寵物為老人提供了重要的陪伴，讓他們的生活更為規律，老人也會將對子女的一部分情感轉移到寵物身上。所以，當寵物突然失蹤時，老人會更加焦慮、傷心。
同樣，大城市里變得“原子化”的年輕人，也因為孤獨和壓力更加需要寵物陪伴——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有一個柔軟的毛茸茸的動物一起生活，是一種慰藉。
“所以才會有一個詞，叫寵物依賴癥。” 孫錦榮說。
因為尋寵，他們需要“闖入”陌生人的家中，從求助人和他們所居住的環境中獲取蛛絲馬跡。
很多時候，求助人會把情緒先一股腦地宣泄在寵物偵探身上。他們或哭泣，或懊悔，或傾訴自己和寵物的點點滴滴，以及失去寵物的痛心。
“我們更需要的是清晰、理性的表述，說清楚寵物的年齡、花色、丟失時間和地點。”孫錦榮說，就如心理咨詢師一樣，有時他們需要對客戶進行情緒疏導，直到他們講清楚尋寵需要的線索，同時還要保持醫生一樣的耐心，告訴失主，尋寵和手術的成功率一樣，并不能100%保證找到，只能盡力嘗試。
賞金之下
孫錦榮團隊按時長和參與人數收費，如單人全設備尋找6小時是950元，雙人則是1600元。還有賞金，“普通情況下，賞金是3000元起一只貓(狗)”，給第一眼發現貓(狗)的人，但如果最終沒有找到寵物，賞金部分就沒了。
無毛貓和布偶貓的賞金還會貴點。因為無毛貓沒辦法通過毛發痕跡追查，難度更大；而布偶因為市場價格高，被他人占為己有的概率更大。
有時候，孫錦榮覺得“賞金”這個詞不太合適，找到活著的寵物時可以稱之為賞金，但有時候只能找到尸體。“可能賞金這個詞就得換一換了，或許用‘結案金額’更適合，代表我們寵物偵探的工作就到此為止。”
“遇到的最高懸賞是一部保時捷，但這類往往寵物丟失時間已很長，基本找不到，失主心里可能也很清楚。”他說，如果剛剛丟失寵物，就一下子把懸賞拔得那么高，10年間他是沒見過的。
雖然干這行很久，但對于“賞金”部分，孫錦榮和團隊并不會和客戶簽合同，僅靠口頭協定。這有時會帶來一些不快和糾紛。
有些訂單中，他們發現，失主在一籌莫展的時候需要他們介入，但當有了線索、十拿九穩之時，就會勸他們回去算了，甚至搶他們半個身位，擋在他們前面，這樣能以是自己先發現為由，拒絕支付賞金。“我們遇到過一個失主，覺得我們找得太快、太容易了，以此討價還價。”孫錦榮覺得：“難道不是越快越好嗎？”
他覺得，有時候，大家會追求一種心理上的平衡感。“覺得你沒有付出太多勞動力，就把我的錢拿走了。”這種怨氣會讓失主做出一些奇怪的行徑，比如找到寵物后，找借口硬是把團隊留在外地多一天，其實就是憋了一口氣。
在疫情之前，孫錦榮的團隊一個月多的能接到幾十甚至上百單，時間被切割成一塊塊的，深夜可能還在找一只貓，白天睡一會兒，又驚醒了。“就像狗一樣，狗也是一會睡，一會就醒了。”
除了作息亂，最忙的時候他早上起來都要想一想，我在哪？可能早上他在青島，下午就趕到北京了，北京的事情結束了，又趕到另外一個地方，每天面對的空間都是不一樣的，這帶來了一種長期的壓抑。
“我們忙起來就是沒有喘息的時間，可能最最放松的就是一個訂單結束了，我們返程，或者是我們去奔赴下一個訂單的路上的間隙，會稍微覺得舒服一點。”他說，如果單子排得很密，那就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一直在路上。這種長時間的煎熬，以及最后的成功帶來的喜悅的反彈，周而復始。
“我覺得，這10年把我掏空了。”他說，他把自己造得太狠了。他越來越想只感受工作中美好的部分。“我現在其實有點退下來的感覺了，因為我在做短視頻，出外勤少了很多。”
一萬個貓窩
澎湃新聞今年6月底見到孫錦榮時，他穿著迷彩服，留著平頭，語氣疲倦，但坐得挺直，看上去比實際年齡——40歲要小一點。
他在浦東郊區租了兩棟民房，相隔十幾分鐘車程，一棟自己住，一棟作為工作室，他稱之為“基地”。在自住的小樓里，孫錦榮收養了兩只橘貓，兩只英短，以及一只本想訓練成傳遞情報的“無人機”，但最后只學會了自言自語的鸚鵡。
他還在家中幾面墻上掛著寵物主們送的小錦旗，上面寫著“救我狗命”“神速尋貓”等標語。
孫錦榮一開始并不受支持。
中學畢業后，因父親遭遇交通意外，孫錦榮的母親領著當時還未成年的他來上海打工，沒有專業技能，他更多是在搬家公司、印刷廠和紡織廠做體力活，一個月賺兩三百塊錢。
和很多來大城市的年輕人一樣，孫錦榮時常陷入迷茫中，但又想做能出人頭地的事。
2012年，尋寵還屬于新概念，沒什么可以參考的案例，是一種望不到邊的職業選擇。父母給他的建議是，與其在這件事上耗費時間，不如直接去找個工作，哪怕進廠打螺絲也比現在穩定。“我當時也動搖過，要不要去做常規的工作。”
最后，他還是選擇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拒絕了重復的、機械的工作。“流水線上的工作每一天都是重復，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8小時內都像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他說，如果當時真的選擇去打螺絲，或許“靈魂會被摧毀掉”。
“我覺得社會的進步就來源于子女不聽父母話。如果每個子女都按照父母的規劃去行進的話，社會不會有什么進步，每一代都應該接受更多的新鮮的事物。”孫錦榮說，他還是想鼓勵年輕人多去體驗這個世界，擁有自己的愛好，多嘗試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要太早給自己框住。
孫錦榮團隊中的其他隊友來自各行各業，有做廚師的，有開貨車的，也有工人。
1995年生的老高是一個健談的安徽亳州小伙，體校畢業，加入孫錦榮團隊之前干過空調外機維修、開過滴滴，最終還是換了工作。他說，在大城市很難找到歸屬感，沒有技術或學歷也很難找到好的工作，疫情之下，不少以前的同事都回到家鄉。現在的工作，讓他有了一點家的感覺，一方面自己喜歡貓貓狗狗，覺得是做好事，另一方面覺得能學到東西。
最近，他們在“基地”的后院做起了貓窩，房間里堆滿了漆成綠色尖頂的木頭小房子，墻上還掛著設計圖紙。孫錦榮說，這都是小伙伴們一個個手工打出來的，他們想做滿一萬個貓窩，免費送到各個小區，作為流浪貓的住所和喂食點。
他們還開辟了一小塊土地作為“貓咪墓地”，埋葬著幾十只找到時已經死亡的小貓。土地上樹立著小墓碑，刮開灰塵，上面寫著去世小貓的昵稱和年齡。孫錦榮說，疫情前，每年都會有父母帶孩子來掃墓。
近兩年因為疫情，像他們這樣需要開車四處跑、進入別人小區和家中尋寵的生意更不好做，尤其近兩三個月，幾乎沒有出勤，但還是得照發工資。孫錦榮說，自己原本計劃50歲就退休，現在這個計劃可能要推遲了，或許“要把養老錢虧進去了”。
當下有些難熬，但他不后悔當初選擇了這條路。“之前因為太累，我經歷過瀕死感，所以也越發想清楚了，來這個世界是干嘛的。對于我可能就是體驗這個世界的，在這幾十年甚至百年，能帶來一點美好的東西。”他說。
“我們很多人生活沒盼頭，尤其年輕人不知道盼點什么。”孫錦榮有時候也會陷入同樣的疲憊中。
后來，他在基地小院的后面種了葡萄和桑葚，他開始覺得，從來沒有這么期盼過一個春天的到來，像種地的農民一樣，有了一些盼頭。每當感到焦慮，他就會開車一二十分鐘，從住處到“基地”待會，干些活兒做做貓窩，或只是走走、吹吹風，都會覺得平靜不少。
澎湃新聞記者 朱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