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方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今年我國夏糧主產區再獲豐收，迎來“十一連增”。其中以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糧食生產專業合作社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糧食豐收的重要推動力。然而，在迎來豐收喜悅的同時，不少糧食主產區反映，當前農業發展還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特別是隨著土地流轉進程的加快，基礎設施薄弱的問題日益明顯，給糧食集約化生產帶來很大困難。同時，在種糧補貼、農村融資、農業保險等方面，政策落實不力的情況也普遍存在。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走進湖北、安徽、陜西、河南、山東等糧食主產區，傾聽新型經營主體的心聲。他們希望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補貼方式，明確承包權抵押政策，并建立健全農業保險，以鼓勵廣大糧農多種糧、種好糧。

    “1000多畝地一口井都沒有”

    多位新型經營主體反映，當前現代農業發展還面臨一系列因素制約。其中，基礎設施弱對糧食穩定增產影響巨大。然而涉及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巨大，讓他們難以獨自承擔。

    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種植家庭農場主何勇表示，近年來各級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改善了農業生產需求。隨著土地流轉進程的加快，新型經營主體需要購入大型機械設備，比如播種機、收割機等，但現在村村通公路約是4米寬，而有的農機寬度超過4米了，在公路上“走”得很費勁。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地平整設施，溝渠路邊的土地高低不平，不適合大型機械操作，給糧食的集約化生產帶來很大困難。

    水利設施不足也給糧食生產帶來考驗。53歲的謝實營是河南淮濱縣種糧大戶，目前從兩家部隊農場承包2500畝耕地。老謝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農民常說“有收沒收在水”，對于種糧大戶來說，基礎設施尤其是水利設施好了，相當于產糧有了“穩壓器”，但從實際情況看，在一些地方這個“穩壓器”還不太穩。

    “我承包的地塊里，有1000多畝目前一口井都沒有，另外一半地塊平均100畝一口井。”謝實營說，“淮濱處在淮河流域，本來是水資源很豐富的地方。但這兩年天氣反常，有的三伏天兩個多月不下雨，今后如何保障種地水源是個問題。”

    河南省焦作市種糧大戶王福軍介紹，因為水利條件差，這兩年水稻種植面積一直在減少。記者在王福軍所在的合作社附近看到，由于缺水，一些農民把原本該種水稻的土地改種上了大豆。

    多位新型經營主體負責人表示，建議整合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整治等高標準農田建設等項目，通過財政“以獎代補”等形式，鼓勵新型經營主體加大配套資金投入，對土地流轉區域內基礎設施進行改造提升。

    “沒有晾曬場地，賣糧少賺近3萬”

    除了基礎設施薄弱外，晾曬用地稀缺、烘干設施落后等問題在糧食主產區也普遍存在，糧食難以“顆粒歸倉”成為不少糧農發展糧食生產的制約“瓶頸”。

    “今年我收獲了1400萬斤小麥，秋季預計會收獲1500萬斤玉米，至少需要140余畝的晾曬、倉儲用地，現在一畝也沒有，糧食根本沒有地方晾曬。只要種植規模在500畝以上的大戶，都會面臨和我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大戶們難以安心發展糧食生產。”流轉了1.3萬畝土地種糧食的王成根說。

    晾曬難也是令何勇頭疼的一件麻煩事。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沒有晾曬場地，無法集中晾曬，又怕下雨麻煩更大，無奈之下，有時收割時，在田間地頭就把糧食賣給經紀人了，每斤價格要少賣1角多錢。而如果不及時賣，堆在自家的倉庫里，可能會發生霉變，損失會更大。他說，去年種植300畝玉米，畝產700斤，總共20多萬斤，由于沒有晾曬場地，賣糧食少賺了近3萬元。

    “我們算過一筆賬，由于晾曬、烘干不到位，平均每年損失的小麥達到總量的5%。遇有強秋淋天氣，玉米損失的數量比小麥還要多。”河南省浚縣種糧大戶熊秀杰說。

    針對糧食晾曬、烘干存在的問題，基層普遍建議，有關部門應為緩解晾曬難提供一定扶持，比如在糧食主產區集中興建一批糧食晾曬烘干場所，或者及時將糧食烘干機械納入農機補貼范圍，并扶持種糧大戶建設晾曬烘干場所，緩解種糧大戶的燃眉之急。

    “專業信息服務基本空白”

    記者采訪發現，隨著農地加速流轉，各地種糧大戶不斷涌現，但與之相配套的農技推廣、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相對滯后。不少種糧大戶不得不“自操自辦”，甚至患上“大包大攬癥”。

    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彭店鄉農民柳學友流轉了3000多畝地種高粱，他說，高粱種植對播種技術、農藥施用有很高要求，但縣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歲以上的閑散勞力，很多人不會使用農機具，藥物配比、機械噴砂，掌握得也不精準，農藥殘留經常超標。為解決高粱植保難題，柳學友不得不自己組織20多人的植保勞務隊，育苗、播種、田間管理、收割、歸倉，“環環不落”，都得“親力親為”。

    “后繼乏人”是安徽省樅陽縣前河農機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汪夏最為擔心的問題。他說，現在合作社里的農機手普遍在45周歲以上，受反應速度、動作敏捷性等因素制約，他們再干5到10年就要“退休”，但這個活總要有人干的，這個問題很棘手。

    同時，隨著農業市場化不斷發展，種糧大戶對專業服務需求正從單純的生產環節服務向資金、信息、加工、運輸等綜合性服務擴展。相比于農機、植保等產中社會化服務，產前、產后服務體系建設更顯薄弱。

    河南省武陟縣喬廟鄉農民王福軍流轉了1700畝地，年產糧超過300萬斤。王福軍說：“大戶種糧最關心的是糧食收儲、供求、糧價走勢預測等專業市場信息，但現在這塊服務基本還是空白。”

    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基層對新型農業技術的使用積極性并不高。記者采訪了解到，一些新型農業技術雖然具有明顯的增產、節本、增效潛力，卻因為缺乏從中央到地方的獎勵措施而難以有效推廣。山東省農科院科研處副處長董建軍說，以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作物所研發的“小麥壟作高效節水技術”為例，與傳統平作相比，提高了小麥產量、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適合在黃淮海地區水澆地中高產田推廣應用，但由于缺乏激勵措施，年度最高推廣面積僅為100多萬畝，技術覆蓋面、普及率有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采用積極性不高。

    基層建議，應制定中長期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計劃，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農民合作社負責人、農機手等為重點，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開展生產技術、經營管理等培訓。實行農業大中專種養等專業免費就讀和高校畢業生從事現代農業創業補助等政策，啟動扶持大學生村官創辦和服務發展合作化行動計劃，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現代農業。

    “20元補貼無異于杯水車薪”

    陜西省鳳翔縣匯豐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張芝娟表示，目前糧食種植各項補貼政策鼓勵種田的導向作用在一些地方有所弱化，難以調動基層的種植積極性，尤其挫傷了增產穩產“排頭兵”的新型經營主體積極性。

    湖北省宜城市雷河鎮辛常村的種糧大戶童啟國今年迎來了豐收年，400畝土地收了近20萬公斤小麥，比去年多了近5萬公斤。“今年小麥品質好，每斤多賣了1角2分錢，比去年增收10萬元！”他說，國家出臺了許多惠農政策，種糧食勁頭更足了。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完善農業補貼政策，新增補貼向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產區傾斜。“這個政策很有針對性，聽了真是暖心坎。”童啟國說，但從目前來看，他還沒完全享受到該優惠政策，糧食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有時有、有時沒有；土地流轉后，還是流轉土地后進城務工的農民拿補貼，新型經營主體拿不到補貼。

    “享受不到國家的糧食補貼，這是新型經營主體面臨的普遍現象，肯定影響種糧的積極性。”安徽省壽縣賢成家庭農場主孫賢成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縣里出臺了補貼政策，對種植200畝以上土地的新型經營主體每畝地每年補貼20元，但加上流轉費用，每畝地的年均生產成本近2000元，20元補貼無異于杯水車薪。

    孫賢成說，在他流轉的區域范圍內，農民每年每畝地能拿到各類糧食補貼160多元。“我們真正種糧的，只拿20元的補貼；而那些不種地的農民，卻可以拿到160元的補貼。這怎么能說鼓勵種糧呢？”

    受訪新型經營主體認為，各地可在穩定現有補貼政策的基礎上，新增種糧補貼，并向糧食商品率高、社會貢獻大的現代經營主體傾斜，通過加大對土地流轉、農機具購置等補貼力度，推動土地流轉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實現規模經營。孫賢成、張芝娟等進一步建議，建立績效考評機制，根據種植規模、經營效益或服務質量等指標，對社會貢獻大的新型經營主體以獎代補。

    “借款70萬，利息支出近10萬”

    記者在多地調研了解到，新型經營主體資金季節性需求大，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他們依然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何勇向記者表示，如果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了，他的融資難題就有希望解決了。然而，當何勇找到銀行時，銀行還是以缺乏有效抵押物為由拒絕了他。

    何勇說，他去年共計投入近100萬元，進行土地整治、添置農業機械等。這些錢有時向親友借，有時只能從民間借貸，需要承擔高昂的利息。“去年我各類借款達70多萬元，僅利息支出就近10萬元。干農業本來利潤就低；融資難，讓利潤更薄了。”

    陜西省富平縣富秦星農機專業合作社也遇到了類似的融資煩惱。合作社理事長宋景西表示，近年來他們合作社一直為包括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在內的新型經營主體提供包括統一農資供應、統一糧食收購等在內的綜合服務，但流動資金短缺成為合作社面臨的最大困難。他說，包括化肥、油料等在內的農資產品，需要合作社先行墊付資金；同時，從農民手中收糧，也需要合作社預留收購款。這些資金一年就需要600萬元左右，這對實力有限的合作社來說，無異于一筆巨款。

    宋景西說，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條件嚴格，每年他只能以個人名義找第三方提供擔保向銀行申請貸款，合作社經營的風險全部由個人承擔，但貸來的資金也只有300萬元左右，離合作社的需求尚有差距。他建議，相關部門應盡量簡化合作社貸款程序和要求，同時出臺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實施細則、明確擔保物范圍，同時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提供融資途徑，解決新型經營主體發展中的資金瓶頸。

    不少糧農還建議，建立貸款擔保扶持制度，把新型經營主體貸款納入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的業務范疇，或單獨成立農業擔保公司服務于農業貸款；同時，參照國家對其他類型企業貼息貸款政策，讓新型經營主體也享受貼息貸款優惠。

    “一畝地最多賠360元，土地租金都不夠”

    為了解決農業生產風險較高的問題，近年來，多個省份試點政策性農業保險，發揮了農業發展“穩定器”“保護傘”作用，受到廣大農民、特別是新型經營主體的歡迎。

    安徽省淮河糧食產業聯合體負責人李清武表示，為了抵御風險，他去年投保了2000多畝玉米，共交了1多萬元保費。由于遭遇自然災害，部分農田里玉米減產30%左右，保險公司來實地查勘定損后，賠付了近4萬元，是近年來賠付最高的一年。

    盡管部分農戶依靠農業保險降低了種植風險，但仍有不少種糧大戶表示，由于農業保險保額低，化解風險作用較為有限。

    王成根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一畝地保費10元，其中財政付8元，遭遇災害后，一畝地最多賠付360元，甚至連支付土地租金都不夠。“我打算將保費提高至30元，保額也相應提高兩倍。但找了好幾年，保險公司都不愿干，他們覺得風險太高了不合算。”

    河南淮濱種糧大戶張明勤從2012年開始在老家包地，目前流轉規模已達1300多畝。但他表示，當地一直沒有推行農業保險政策，這也成了種糧大戶們的一塊心病。“去年遭遇幾十年不遇的大旱，我種的水稻大面積絕收，一下子損失了60多萬元，過了好長時間都沒緩過來勁，要是有農業保險的話，就會好多了。”

    河南濮陽種糧大戶王崇杰告訴記者，對于新型經營主體來說，現在農業生產已經成了一個“三高”行業：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有些種糧大戶因為遭遇自然災害或者種子事故，變得傾家蕩產，有的甚至絕望自殺，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李清武、王成根等表示，由于政策性保險保額較低，新型經營主體種糧風險大，對繼續擴大種植規模仍有些擔心。為降低農民投資風險，建議進一步擴大農業保險覆蓋范圍，并適當提高保險的賠付比率，從而降低或化解種糧風險，讓新型經營主體能夠放心種糧。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記者劉彤、姜剛、張元智、張興軍、潘林青、黃艷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