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湛賢

    上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審議了《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等，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的目標方向，是要探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明晰產權歸屬，完善各項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潛能，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營新機制。

    隨著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不斷增加，這已成為農村發展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但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農村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歸屬不清晰、權責不明確、保護不嚴格等問題日益突出，侵蝕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基礎，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在眾多經濟學者看來，要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勢在必行。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佛山就已開始了對農村集體資產進行產權改革探索，為全國提供了不少經驗教訓。

    1993年8月，佛山市委、市政府總結禪城、南海等地的試點做法和經驗，開始在全市范圍推進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村股份合作制，將傳統的“集體所有”的產權模式改為將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開展股份合作，由經聯社或經濟社等集體經濟組織對農村集體土地和其他經營資產實行“統一管理、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

    其中，“南海模式”更被視作典型樣本。農民在獲得股權后，開始逐步擺脫對土地的依附，安心“持股”進入非農領域就業。由此被釋放出來的大量集體土地和勞動力轉化為重要的生產要素，驅動了以鄉鎮企業為起點的大瀝鋁材、鹽步內衣、平洲鞋業等一大批專業鎮的崛起。這一模式在省內外引起廣泛影響，先后在珠三角、浙江等發達地區得到推廣，帶動起廣東農村集體經濟實現了第一次飛躍。

    然而，隨著土地價值的上升，由集體資產的擴張，所帶來的問題也日益突出：股份難以固化加劇了股權的福利化，養成了一批靠股份分紅過活的農村“食利族”；另一方面，面對如此龐大的蛋糕，誰都想來“切一刀”，由“外嫁女”回村爭分紅引發的沖突，已影響到基層治理的穩定。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以南海為代表的這場“股份化”實踐雖然初步實現了集體資產的產權明晰，但由于股權只滯留在村莊內部，并未實現自由流轉，社員的“股民”身份并非現代產權制度意義上的市場主體，所以這場改革其實并不徹底。

    借鑒了前人的經驗教訓，今年以來，相對后發的三水則在農村集體產權改革上開啟了另類的嘗試。

    相比南海等先發地區，三水的農村集體經濟規模偏小，單位規避日后隨著集體資產增值所誘發的利益糾紛的風險，將農村集體資產改革重點放在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量化上，通過“確地到社、量份到戶”，將承包經營權以份額占有形式長久固化到家庭中，讓家庭按比例穩定占有農地使用權，同時還將同步探索土地經營權和股權的“并軌”聯動管理。

    無論是南海的經驗，還是三水的探索，其核心理念即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明晰產權只是第一步，關鍵要深化產權改革，打破社內流轉的界限，推動集體資產的資本化、要素化，與市場充分對接。

    對于賬面集體資產超300億元的南海而言，解決上述命題更顯迫切。

    一方面，南海的土地開發強度已超50％，支撐未來發展的載體空間必然聚焦在占建設用地總量70％以上的集體建設用地上；另一方面，近年來，資本的“洼地效應”在南海日漸明顯：去年底全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高達3850.46億元，增長15.0%；而掛牌7年的廣東金融高新區，目前已吸引了200個金融機構及國內外知名企業落戶，總投資額達487億元；再加上從去年3月開始，南海又啟動了24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三年行動計劃》。如能調動集體資產嫁接起各類資本，將有望激發出龐大的城鎮化動力。

    為此，從2011年開始，南海實行了“政經分離”的改革，并重新試圖以家庭為單位，將農民的股權固化，通過建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股權（股份）管理交易平臺，強化繼承、買賣、抵押、轉讓、擔保等流通功能。長遠而言，將有望推動集體資產實現公司化運作，集體經濟組織將實行資產托管或公司化改制。

    就在近期，為實現集體資產于金融資本的對接，南海集體資產中的“大頭”——集體建設用地的產權破冰已悄然啟動。以往礙于集體用地的性質，不少開發商雖然通過租賃方式，獲得了這片土地多年的實際使用權，但由于沒有使用權證，土地上蓋物業不能辦理房產證，也由此影響了后續的銷售和抵押融資。像廣佛智城這樣投入40億元的大項目，只能靠企業自有資金進行滾動開發。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所言，抵押融資功能的缺失，極大限制了集體建設用地的產出水平和農民財產性收入。為推動集體土地與國有用地“同價同權”流轉，在上月12日出臺的《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實施辦法》就將允許按照商服用途開發的集體建設用地的使用權及其上的房產，進行分割登記、并分拆進行二次銷售。

    以廣佛智城為例，如確認為集體土地商服產業載體項目，里面的每個鋪位都可拿到注明“權屬人對地上房產的持有年限不超過本宗地的出讓年限”的房地產權證，進行自由買賣和抵押融資。不少南海當地的銀行聞訊后也表示愿意嘗試抵押放貸。

    而在三水，有了土地確權為基礎后，農村集體資產的資本化探索也有望破解農業的融資難題。

    經過近十年的積累，樂平農戶李志明的蛋雞養殖場規模不斷擴大，目前每天僅維持養殖場日常運營費用就達3萬元。為保證現金流穩定，他開辦過多張信用卡用于資金周轉，也曾通過抵押房屋獲得了一筆商業貸款。幾年前，他曾申請過三水首創的“政銀保”農業免抵押貸款，但銀行以其開辦的信用卡過多為由，并未通過審批。

    今后，隨著相關配套政策的完善，像李志明這樣的種養大戶就有可能拿著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抵押貸款；外出打工的農民也可以放心通過承包權轉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參與到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組織的經營當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股東”，獲得更多財產性的收益。

    此次國家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改革的試點目標之一，就是要明晰產權歸屬，完善各項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潛能。從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到股權固化、確權量化再到集體建設用地產權改革，如果說佛山前20年的不斷探索為農村集體產權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的話，那么隨著頂層設計的破冰和投融資環境的完善，我們期待佛山龐大的農村集體經濟能進一步走向市場，開啟二次飛躍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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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持：葉潔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