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自幼在這樣一位父親身邊長大，父親的言行不可能不對崇拜他的兒子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張作霖死后，張學良主政東北，他所面臨的國家問題比他父親在世時更加復雜和嚴重。張學良從中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日俄兩國的狡詐與兇殘，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在國力相差懸殊、國與國政治上不平等的條件下維護國家主權的艱難，因而他更敬重他父親的智慧與勇氣。1957年蔣介石曾鼓勵張學良寫一寫民國往事，他寫了一本后來稱之為《雜憶隨感漫錄》的書，書中有不少文字是寫他父親：

　　“我父親的為人和他的事業，絕不是這短短篇幅所能寫得完的，也不是我這文筆的能力可以寫得出來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緒你們也會想象出來的。”

　　“總之他是一位歷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現在我斗膽以子論父，給他老人家下一個論斷：生非其時，他確有劉邦、朱元璋之風度；亦具有項羽、陳友諒之氣概；英雄豪杰也！”

　　1932年4月，張學良在歡迎李頓調查團時有個講話。講話中他深情地回憶起他父親：

　　父親總是否定我的意見。“你年輕還不懂，你認為我喜歡戰爭嗎？我的目的就是以戰爭結束戰爭。我希望以軍事力量統一中國，依靠統一免中國喪失東北。東北每天都在虎口之中。中國統一、強大才能改變這種狀況。”

　　連我父親的政敵都認為，父親張作霖因不把中國的主權讓給日本而致身亡。（注：張學良：《我對日本積極政策的經驗》。）

　　不論這樣的論述是否公允，但從中可以看出張學良對父親的敬重和父親言行對他的影響。影響他思想的人都可以稱為他的“導師”，只不過有的導師偏重于“無言之教”，以行為主；有的則“言行并重”。在張學良身邊，聚集了一批有思想的人，對張學良思想影響最大者，除張作霖外，就是郭松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