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顧自己的創作過程，每一次都是在指責和謾罵中長大的，《一地雞毛》出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說寫得不好，但是大家的看法有時候變得比我還快，一年之后就有人開始說不錯，還給我扣了一個“新寫實”的帽子。《故鄉面和花朵》出來了，所有的人都說，全中國看這個作品的不會超過10人，看懂的不會超過3人，但我現在收到的論文有250多篇，他們不但看懂了，而且寫得還很深刻。《手機》和《我叫劉躍進》小說與電影前后腳出來，他們又覺得我投降于影視。“轉身”對我而言，更像一種慣性，是這些作品本身要轉身。寫作對我來講，是一種自我治療的途徑。

　　“U盤把我們生活中許多內容都藏在里面，肯定會有些秘密，而U盤恰恰是容易丟失的”

　　廣州日報記者：“手機”里藏的是謊言，“U盤”里藏的是人命，都涉及生活中的隱私。您為何對有“秘密”的故事感興趣？

　　劉震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對“秘密”感興趣。秘密再往前發展，有一個詞，叫“未知”。人們愛打麻將，其實并不是對麻將感興趣，而是對未知的局面感興趣。未知再往前走，會走到第三個狀態，叫不可掌控。對于劉躍進，丟了一個東西，又撿了一個東西，是不可掌控的；對于找劉躍進的人，也是不可掌控的狀態；當這兩種不可掌控的狀態碰到一起的時候，發生了化學反應，又出現了第三種不可掌控的狀態。對于未知，人們既充滿了興趣，又充滿了恐懼。

　　廣州日報記者：手機、U盤只是一個道具，從中您試圖挖掘什么樣的人性？

　　劉震云：手機的出現，極大地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U盤把我們生活中許多內容都藏在里面，肯定里面會有些秘密，這些秘密過去可能藏在保險柜里、心里，在保險柜和在心里是不容易丟失的，而U盤恰恰是容易丟失的。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

　　“我們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場面，而是人內心的洪流”

　　廣州日報記者：您的小說人物大多是平凡人，平凡人的故事為什么可以給您那么大的創作熱情？

　　劉震云：我也寫過一些官場的大人物，不僅寫過羊，也寫過狼，《我叫劉躍進》是把羊和狼拉到一起。小林、劉躍進他們都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他們思考問題的角度、思維邏輯特別像狼，每天關心的全是跟自己沒有關系的大事，比如布什會不會下臺，下一屆美國總統是不是希拉里，八國首腦會議什么的。劉躍進去菜市場，跟小販討價還價，為兩分錢吵得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其實這兩分錢掉在地上也不見得會去撿。這種小人物身上的有趣特點跟世界是小和大的關系。

　　廣州日報記者：《一地雞毛》、《手機》、《我叫劉躍進》等都與影視發生了關系，您自己如何看待文本和影視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作家電影”這個概念？

　　劉震云：小說被改成電影，對小說而言，無所謂好壞。喜歡看小說的人看小說，喜歡看電影的人覺得電影更過癮，互不妨礙。所以，我不同意有人說小說被改成電影，就破壞了小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人曾提出過“作家電影”，主要探討人的意識、潛意識，拍出來的電影非常晦澀。我們針對中國電影內容缺失的局面，提出“作家電影”。其實我們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場面，而是人內心的洪流。

從《一地雞毛》到《手機》，作家劉震云的小說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態出現。王朔曾經說過：劉震云是當代小說家里，對我真正能夠構成威脅的一位。怎么對王朔構成威脅了？對于記者這個提問，他同樣以不動聲色的幽默回答：“其實，對我構成威脅的是王朔。那是他的一種幽默，我是不敢當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