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現在的興趣點已經轉移了，語言接觸、漢學、中外文化交流都是我感興趣的，在這些領域我也都寫了一些文章，所以你不能簡單地說我的專業就是歷史地理。應該說我的專業就是旁門左道。正因為此，我也沒什么專業思想，我也不是那種在一棵樹上吊死的人，我只會在這棵樹上吊一會兒，到那棵樹上吊一會兒。我最鐘愛的是書，什么書我沒有看過就一定要想辦法看一下，讀未見書如逢甘霖，這樣才有意思。

　　不以專業束縛自己也是種愉快

　　南都：你也寫過一些新聞史的文章，應該也是你研究的很重要一塊。怎么會突然轉過來研究新聞史了呢？

　　周振鶴：對，新聞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把研究新聞史的朋友得罪了，目的其實是請他們注意究竟該到哪里找史料。要知道，中國近代新聞業是由傳教士做出來的，但很多研究新聞史的學者過去甚至都不去看傳教士材料，不去看國外的材料，所以近代新聞史這一段一直有提高的余地。

　　我后來寫了幾篇新聞史的文章，當時甚至還批評過新聞史的權威，所以有人就來炮轟我。后來鄒逸麟先生跟我開玩笑說，要留一口飯給別人吃。以后也就寫得少了。其實介入新聞史這種情況也無可厚非，因為發掘史料還是歷史系出身的人比較有經驗。

　　南都：你好像特別喜歡做些跨學科的研究。

　　周振鶴：我喜歡做沒人注意到，或者搞錯了的東西，因為不做接縫處的學問，你就解決不了問題。正是這種接縫，橫斷、交叉的學科缺少人做，因為做起來不僅需要兩方面學科的基礎，而且你還必須得思維縝密，邏輯推理能力強，看的東西多，知識面足夠廣。

　　現在有些人做研究，如果他做明代的東西，根本不看清代和宋元時代的書；做近代史不看古代的書；研究古代史不看近代的東西。那怎么行？說句得罪人的話，這樣的學者很難做到一流。過去傅斯年要一名年輕人做明史，就不準他看清代的東西，我覺得有點過分。

　　南都：你自己沒想過要收一收？

　　周振鶴：我已經到這個年紀了，做到哪里是哪里了，沒有收不收的問題。我今年做《政治地理十六講》就是把政治地理結束一下，以后有時間再增訂一兩講。

　　《政治地理十六講》做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交代。《方言與中國文化》也是一個交代，每個領域做個東西可以交代，我就可以結束了。一個題目老是反復寫幾十遍有什么意思呢？有那個時間我要看新的東西，你總得讓自己精彩一點。別人叫不叫我專家，那都無所謂，我要的是取悅自己，我覺得求知是一種愉快，我不但從閱讀當中體會到這種愉快，我自己做我覺得有挑戰性的研究，不以專業來束縛我自己也是種愉快。

　　南都：你有沒有考慮過寫一部通史呢？

　　周振鶴：絕對不會，寫通史有寫通史的人，我還是比較喜歡解決具體的問題。有些人善于把別人的東西做歸納、綜合的研究，我們專業做這樣的歸納也有，但同時要有像呂思勉先生那樣的專門的人去做，沒有他那樣的才華就不要去做。

　　我現在也盡量不去說些大的道理，還是盡量多做些具體的東西。你得先把是非問題解決了，人家覺得你是有根基的，這樣才會相信你的話。我現在教學生就是這個道理。過去章太炎說“學以求真”，這一點實在是太重要了。

　　南都：你怎么看方法論，你是否受到過什么方法論的影響？

　　周振鶴：沒有，我經常說我弟弟，他很看重方法論，總覺得方法論如果不搞通，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好。我就說他，搞方法論就是舍本逐末，你要做學問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別人就會給你總結出方法論，你去看方法論的東西，是做不出來的，沒有用的。我跟很多人說過，你們每個人做的博士論文，或高或低，你做個磚頭出來，別人在這一領域要進行研究一定要提你，繞不過你，那就成功了。磚頭大小不一定，但你要做標志性的東西，不要做出來后別人不用看你，也可以解決問題，那就沒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