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蕭紅把《呼蘭河傳》第一章給朋友看，朋友說，寫得不錯，但就不知道這是小說還是散文。蕭紅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寫得好。這個回答是蕭紅三十歲的時候，她臨死前的一年。她還對聶甘弩說過一段話：“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這是蕭紅寫《呼蘭河傳》之前說的。這些話屬于自由的寫作者蕭紅。也許以前蕭紅在寫作中有過她的遲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寫《呼蘭河傳》時，蕭紅內(nèi)心已經(jīng)開始養(yǎng)成自由的習慣。

　　《呼蘭河傳》寫得比《生死場》好，是因為她完全跨越了寫作文體的界限，她以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寫作樣本對那些所謂的文學慣例說“不”。《呼蘭河傳》也許放不進某種慣常的文體，但這一點兒也不影響它的魅力。《呼蘭河傳》中大泥坑的隱喻，小團圓媳婦無端地被殺死，出現(xiàn)在彼時彼地的中國，也出現(xiàn)在今時今日。蕭紅由一己之所見，抵達了遼遠，她寫出了人類整體的命運和際遇。這個作家寫出了“這一個”世界。蕭紅只活了三十一歲，生命短暫，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卻遠超過她肉身的。《懷念魯迅先生》、《呼蘭河傳》能為萬千讀者誦讀，能為幾代讀者共同熱愛，實在是一位目光遼遠、內(nèi)心養(yǎng)成自由寫作習慣的作家應得的榮譽。

　　在我看來，作為作家，蕭紅為我們提供的經(jīng)驗是，在時代潮流里盡可能去尋找屬于她的寫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評她立場不堅定，寫作沒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絕不自我規(guī)訓和自我審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數(shù)人的審美口味。這也是我喜歡蕭紅的原因。比如當時開抗戰(zhàn)創(chuàng)作會議，別人都在討論如何寫抗日，蕭紅的發(fā)言則是，抗日是必須的，但同時她也認為，文學，小說，永遠都對著的是人類的愚昧。這樣的發(fā)言，在那樣的場合里，說出來多不容易。如果我們能回憶起自己在各種場合所做的發(fā)言，就知道，在一個強大氣場里說出格格不入的話，實在是一種勇氣。這緣于她對自我寫作追求的確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我理解的寫作的自由。我覺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狹隘化了，寫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那種審查制度，它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對自我虛榮的一種克服。今天，作為寫作者有沒有為了獲取掌聲而扭曲內(nèi)心最真實的表達——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種不自由，另一種作繭自縛？另一種不自由是隱蔽的，通常被認為在追求自由。這是題外話。

　　回到女性寫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經(jīng)成為常識，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與男人不同，作為女性，我們常常會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種不平等。以前我很憤怒，但現(xiàn)在，我對此也有了不同的理解。雖然要努力爭取平等，但是，在藝術(shù)領(lǐng)域，這個邊緣位置有時也能帶給我們另外的視角和感受。那是屬于女性的感受，承認并尊重這個感受，不掩藏，把我們感受到的世界寫出來，是對平等的追求，也是對寫作自由的追求。不怯懦地表達，即使身處邊緣，也要發(fā)聲，也告訴自己要勇敢地與全世界進行平等交流。寫作需要自我解放，但是否也需要一種自信——對自由表達的確信，對自我表達的確證？

　　三

　　優(yōu)秀作家都是能在精神世界層面沖破束縛和枷鎖的人，內(nèi)在里他們都有對自我表達的確信。還以丁玲為例，解放區(qū)時期的丁玲，很多時候是“聽將令”的寫作。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也的確讓我們看到了年輕時代丁玲的影子，那種對自由寫作的渴求。《我在霞村的時候》中貞貞被日本人玷污，同時，她也為抗戰(zhàn)獲取過寶貴情報。那么，這個女人到底是貞或不貞？丁玲寫下了她對民族國家利益和個人身體尊嚴之間那個模糊和含糊地帶的思索。這是女性寫作，困惑來自女性身體的感受。——丁玲為什么會想到這種古怪的問題？她寫出來不怕難為情？有人說是因為她本身的生活際遇，但這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不讓這些灰色的感受流走，她不因為它是私人的感受而避諱，不畏懼這些思考見光。今天看來，在有關(guān)抗戰(zhàn)的作品里，這小說獨具意義，丁玲的思考是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