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點的交合催生了一種蟄伏了整整十二個年頭的特殊種群的陡然蛻變。沒錯，就是今天，就在這個炎熱夏天的正午，隨著又一年高考成績的公布，它們將破繭化蝶，在聚光燈和鮮花的簇擁中，它們有一個響亮的名稱叫高考狀元。
寒窗十載，能在幾十萬考生中拔得頭籌者自然絕非等閑之輩，除去臨場發揮和其他主客觀因素外，僅其刻苦精神和良好心理足以為其他考生的楷模，得此殊榮也算是對多年努力的一種褒獎，一種國家層面對其學業上的公開認可，就此一點，就值得肯定！
如果褒獎和肯定只是局限在學術道德范圍之內，定位在學業態度和基本素質培養的榜樣效應之中，相信沒有人會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可問題的癥結完全跳出了學業態度和基本素質范疇之外，淪落為赤裸裸的被市場綁架的“狀元經濟”和“狀元消費”，君不見，幾年前的湖北，某一屆的高考狀元集體出鏡陷入所謂的智能保健褲代言門漩渦，君不見，重慶高考狂人陳非屢次退學轉戰當地高考考場而賺得盆滿缽滿的極端個案。這些或許離我們有些遠，就在幾天前的6月11日，狀元尚未出爐，而我們這座古都南郊的一家美容醫院居然打出了“免費為今年高考狀元美容的大幅廣告”，可以說是提前消費了狀元一把。
我們必須承認，之所以出現全民消費狀元的現象和扎根在我們每個人骨子中的“狀元情結”脫不了干系。從唐人孟郊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的科舉中第后的狂喜忘形到《全宋詞》中“雁塔題名愜意時”被眾人捧月般的心理享受，從“披紅戴花”，“游街炫官”的喧囂招搖到“狀元及第”，“獨占鰲頭”的目標設計，幾千年的文化基因悄無聲息的流淌在我們的血脈之中。正是這種全民的超理性關注從而使得這種“狀元情結”變成了“偶像膜拜”，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膜拜本身就是理性缺位的一種具體表現。
但令人尷尬的是，盡管國家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明文要求不得再炒作高考狀元，但每年夏天，各地的狀元秀一定會定期上演，被金錢裹挾的狀元消費也隨之而來，且愈演愈烈。
更令人不解的是，短暫的喧囂之后，一屆一屆的狀元徹底消失在人海之中，其專業動態及個人發展更是鮮為人知。有媒體報道，從恢復高考的1977年到2011年的34年中，全國2000多位省級高考狀元無一成為所在領域之權威翹楚，大多寂寂無名，從事著非常普通的公共類工作。對于這樣的結論讓人沮喪，而云南省教育廳廳長羅崇敏的微博披露“幾乎所有的高考狀元在業界幾無建樹，于社會預期相差太遠”的消息則更令人震驚。
2009年，中國校友會網發布《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經過對1977-2008年全國各地區高考“狀元”的求學和職業等狀況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和羅廳長的發現高度一致。從近年來涌現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校友榜、富豪企業家校友榜、長江學者等頂層人才榜”上，也都未發現高考“狀元”的身影。
公眾由此疑惑，“狀元”職場表現同社會預期相去甚遠，是“狀元”自身的問題，還是社會對“狀元”的期待有問題？
在我看來，期待是一個一點都不靠譜的概念，特別在社會公眾對狀元群體的集體價值欲求方面，有著強烈的一廂情愿式意念綁架的意味。成了狀元，是不是一定要成為行業領袖或業界大佬？是不是必須蟾宮折桂名垂青史？當然，從回饋社會的角度看，能有這樣的作為固然欣慰，但誰能說一個家庭幸福，身體健康，自食其力的高考狀元就不成功呢？
仔細想想，公眾對狀元的超強期待本身還是一個文化認知的問題，其核心則是職業均勢和狀元效應落差的嚴重不對等，你是狀元，你就得成功，這樣的道理顯然是行不通的。幾年前，因當年的陜西長安區高考狀元，北大學子盧步軒操起殺豬刀擺攤賣肉而引發公眾對人才浪費展開討論時，時任北大校長周其風曾公開表態，北大畢業生為什么不能擺攤賣肉？
由此可見，還是公眾對狀元的期待出了問題！同樣出問題的不僅是公眾對狀元們的心理期待，以“精英教育”為出發點的教育本身就偏離了其培養合格公民的基本初衷，已經蛻變為以利益為驅動，以極少數群體為目標支點的個人小灶幾乎成為高考前的常規配置，這樣突擊造神式的狀元生產不僅成為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政績，同時也毫無疑問的成了所在教育單位下一年度吸引優質生源的砝碼和炫耀資本。沒有人去想過這些狀元們未來的學業之路和職業前景，更沒有人設身處地的思考過他們的專業素養及心理負荷能否和職場的現實相匹配？面對業界風云，面對職場變幻，那些曾經的狀元們想不困惑都難！
當以育人為最終目標的公民教育變成了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精英打造，當全民矚目的光環之后留給她們的是個體的種種不適和落寂，那一定是教育方向出了問題。
對于公眾的期待，我們有不可推卸的引導之責。對于教育的變異，我們當亮出自己的觀點！
因此，我們以時段為框架，以人物為軸線，將陜西三十余年來的高考狀元一一記錄在案，記錄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時代，甚至記錄他們的高考，全方位展現這個群體退去光環后或平凡或瑣碎的工作和生活，以表達我們的關注，以矯正我們偏軌的期待，更能希望給教育者有所啟示！(三秦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