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日德蘭海戰100周年。日德蘭海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德兩國為爭奪制海權進行的艦隊決戰，目的是為歐洲陸上戰場創造有利條件。德國海軍雖然取得了戰術上的勝利，但卻失去了制海權，在隨后的戰爭中被英國皇家海軍封鎖在港口內，基本上無所作為。
海權與制海權這兩個概念相伴相生。廣義上講，海權是開發和利用海洋的權力，具有軍事和民事雙重涵義。自馬漢提出海權概念后，因其將國家安全、經濟利益、民族志向、軍力建設、戰場優勢統一結合，被人們廣泛接受。經過百余年的海洋活動實踐，海權已具備極為廣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內涵。制海權，是依靠強制性力量保證海權，具有排他性的含義。掌控制海權的好處顯而易見：平時可促進經濟繁榮，戰時可獲得軍事優勢。
當前，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主導的新一輪軍事革命風起云涌，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快速演變，各戰場空間的作用和地位也在發生相對變化。掌控制海權的難度越來越大，同時，隨著遠程精確打擊、廣域態勢感知技術、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發展，對制海權的需求在減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未來為達成軍事行動目標，可能無需為長期和完全地掌控制海權而戰，但為便于遂行海上行動，短期和有限地掌控相關海域的制海權仍是必須的。
制海權等同于制海空權，但仍是體系作戰的一部分
掌控制海權的軍事目的，是服從服務于戰爭需要，更好地利用海上運輸線進行軍事運輸、兵力投送，更有效地利用海洋這一廣闊的戰場空間組織進攻和防御。歷史上看，艦隊決戰被認為是爭奪制海權的最快捷方式，對馬海戰、日德蘭海戰都是基于這種指導思想，戰列艦也因此得到發展并一度占據海上力量的核心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以航母艦載機為代表的海上空中力量統治海戰場，海空戰為主要作戰樣式，珊瑚海海戰、襲擊珍珠港、中途島海戰、菲律賓海海戰等航母大戰，代表航母作戰使用的高峰。依靠航母才能取得制海權，曾經的艦隊核心——戰列艦退居輔助地位。直至今日，航母仍是制海權的象征。
現代戰爭條件下，“制海權”概念可用更準確的“制海空權”概念替代。只有掌控某海域的制空權，才有爭奪、掌控和維持該海域制海權的可能。海灣戰爭中，多國部隊依靠中東地區密布的海空軍基地，始終牢牢掌控著伊拉克周邊的制海權和制空權，保證了戰略海運和空運的順利進行，輕松擊敗伊軍龐大的地面機械化部隊，二戰期間服役的“密蘇里”號和“威斯康辛”號戰列艦甚至駛近海岸實施炮擊。
信息化戰爭時代，信息能力是最重要的戰斗力。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西方聯軍依靠信息優勢進一步放大了其空中優勢，信息化態勢感知使得戰場更透明，精確制導武器的普遍使用使得作戰效能大幅提高。信息能力嚴重依賴天基力量，存在著制天權決定制信息權、制信息權決定制空權、制空權決定制海權和制陸權的層級關系。
應指出，在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背景下，陸、海、空、天、網、電等戰場空間的制權不可分割，獨立戰場空間的制權雖然重要，但不是保證戰爭勝利的充分條件。應牢固樹立體系作戰、全域作戰的理念，協調掌控、科學運用各戰場空間的制權。
瀕海海域的制海權最具價值，易引發爭奪
根據海域范圍，制海權可分為全球制海權和局部制海權。二戰中，同盟國與軸心國就全球制海權展開激烈爭奪，軸心國因無法阻止美國跨洋投送兵力、運輸物資而失敗。戰后，美國依靠在世界各地分布的大量海空軍基地，控制了全球所有的海上戰略通道，美海軍也是唯一具備“全球部署、全球到達、全球作戰”能力的海軍，即使是20世紀80年代處于鼎盛時期的蘇聯海軍，也只能在局部海域對美海軍構成挑戰。在可預見的將來，由于沒有實力相匹配的對手，美國的全球制海權仍將是穩固的。
在制海權中，瀕海海域的制海權最具價值。在瀕海地區，人類政治經濟活動最活躍，人口和城市分布最密集，戰爭和武裝沖突發生頻率也更高。二戰后的重要局部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都發生在瀕海地區。美海軍是唯一具備全球遠程投送能力的海軍，通過掌控瀕海海域的制海權，可以在海上實施威懾，并自海上向陸上投送力量。在某種程度上，瀕海海域制海權是美國全球海上霸權的集中體現。
但是，掌控瀕海海域制海權的難度在增大。相比大洋海域，瀕海地區的戰場環境更復雜、更危險、更致命。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具備巡航導彈、彈道導彈、低噪聲潛艇等非對稱作戰能力，對以航母、兩棲艦艇等高價值海上平臺構成嚴峻威脅，使得美國海軍已不能自由使用瀕海海域并需承受更大風險。例如，軍事實力迅速增長的伊朗實際上掌控著霍爾木茲海峽的制海權，并可通過這一狹小海域，對中東地區乃至全球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形勢產生巨大影響。此外，中程和中短程彈道導彈還可對美國在戰區周邊的海空軍基地構成威脅，使得這些基地作為軍事戰略支點的價值下降，起到了迫使美國全球制海權“縮水”的客觀效果。
美國作為最大的海洋國家，是通過海洋影響全球岸上事務的。如果美海軍戰時被迫遠離瀕海地區，難以軍事介入，意味著平時美國對該地區事務的影響力下降，這對于憑借軍事霸權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的美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應對上述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被美軍作為制定作戰概念、武器裝備研發、兵力部署調整、教育訓練演習的立足點。美軍推出的空海一體戰、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分布式作戰、穿透型制空等作戰概念，以及研發的瀕海戰斗艦、弗吉尼亞級核動力潛艇、F－22和F－35戰機、B－21隱身轟炸機、遠程反艦導彈等武器裝備，都是針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量身打造的。
沿海國家要掌控瀕海海域的制海權，需承受美國的極大壓力。美國1979年開始施行“航行自由計劃”，挑戰沿海國家的領海主權，目的就是遏制沿海國家掌控其瀕海海域的制海權。
對制海權要求下降，對海洋控制要求提高
在強對抗的信息化戰爭環境下，長期和完全地掌控制海權，尤其是瀕海海域的制海權，盡管可為瀕海地區的軍事行動提供極大便利，但難度越來越大，實際上也無必要。歷史經驗給人的感覺是：掌控制海權是戰爭獲勝的前提。然而應該注意到，戰爭越來越具有整體性，體系作戰能力決定戰斗力，前后方、戰爭層次、地理區域的界限被模糊、壓縮、弱化了。掌控制海權，應立足于軍事行動的性質和內容，在既定的時間窗口和區域范圍內，能夠保證己方行動的自由，同時限制敵方行動的自由。
刻意追求掌控制海權，有陷入消耗戰和持久戰的風險，而這是攻防雙方都盡力避免的，對于自海上進攻的一方尤其如此。此外，為實現戰時能夠掌控制海權，需要平時有針對性地進行軍事力量和戰場建設。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即使這些活動不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違背，但掌控制海權的企圖和努力，將不可避免地遇到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周邊沿海國家的阻力和反對。
對于短時、高烈度的局部戰爭或武裝沖突，只需要短期和有限地掌控制海權。戰爭發展的一個趨勢，是行動規模和戰斗編組趨于小型化，依靠戰術層面的行動達成戰略層面的效果。以美軍擊斃本·拉登行動為例，特種部隊乘直升機自航母起飛，遠程奔襲巴基斯坦境內本·拉登住所，成功完成任務后返回。此類特種作戰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常態。核動力潛艇、隱身水面艦艇都用作這類自海上發起、在陸上進行的小規模特戰行動的發起平臺。實際上，現代戰爭的主戰武器，如隱身戰機、防區外發射武器、巡航導彈、低噪聲潛艇等的作戰使用，對制海權的要求很低。20世紀70年代，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曾指出，隨著海軍武器裝備技術的發展，海上行動越發迅速和高效，掌控制海權已不再作為展開行動的充分條件。
目前，“海洋控制”概念得到越來越多的使用。海洋控制，意味著保證海洋為己方所用，同時限制對手使用，是戰時展開海上行動的前提。實際上，實現海洋控制相當于短期和有限地掌控相關海域的制海權。在當前的敘利亞，俄海軍通過對地中海東部海域實施海洋控制，保護敘沿岸領土上的俄海空軍基地，為敘政府軍提供戰爭物資，對敘反對派武裝和“伊斯蘭國”實施空中打擊。
相比制海權，海洋控制允許海洋的使用權處于爭奪狀態，是個時間上動態、程度上有限的概念，能夠更清晰地表達利用海洋這一手段與服務于海上軍事斗爭這一目的之間的邏輯關系，并能夠更準確地描述世界海洋所處的現實狀況。當前全球范圍內眾多局部海域的爭端與糾紛背后，實際上是各國海洋控制的博弈，海洋控制已成為現代海軍的核心能力和評估指標。
制海權和海洋控制，都需服從服務于安全和發展的雙重目的。海洋具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安全、自然資源、交通運輸價值，是人類活動熱點領域，也是近現代以來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爭端和糾紛的重要策源地。對于沿海和島嶼國家，來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始終是其首先要考慮的，對自身利益相關海域的制海權將繼續受到重視，并將持續加強海洋控制。隨著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制海權和海洋控制的內涵和外延也將得到進一步拓展。
未來，我們可能無需為長期和完全地掌控制海權而戰，但若不具備短期和有限地掌控制海權——即海洋控制的能力，以海軍為主體的海上力量將在戰時失去活動空間，更重要的是，平時的海洋權益也難以得到保障。
（李大鵬 作者單位：海軍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