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朱軒堂 姚懷亮）(一)問題的提出
　　陜西省十大文化旅游景區之一的《商于古道文化旅游景區建設總體控制性規劃》已通過省級評審，即將出臺，而這條始于春秋戰國時期、聞名于世的歷史通道的起止點說法，迄今卻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其道路始點在商洛(史稱上洛或商邑)，史學家們普遍認同。而其道路終點，按照成書于清康熙四年的王廷伊《續修商志》所指的河南內鄉七于鋪或于村鎮(史稱于邑)，現在仍然沒有找到。可能有些同志以為，此事并非茲體重大一類性質的問題，但對于古道項目將來建成之后務必向游客立牌公告的《商于古道文化旅游景區總體概況簡介》來說，總是一件不可能繞得過去的事情。屆時我們不可能讓前來商洛探訪了解春秋戰國歷史的中外游客，滿懷求知欲望而來，卻一頭霧水滿腹狐疑而去。所以，對于商于古道的起終點問題，政府主管部門應切實重視起來，認真地加以研究，并盡快派員進行實地走訪、了解和田野考證，以形成最終的歷史結論，也算是我們這一代人為古道文化的進一步勘定認知所應盡的一份歷史責任。
　　前一段時間，市政協曾組織文史委部分委員，并邀請西安部分大專院校的專家，對商、丹、南三縣沿線景點以及河南西峽、內鄉和淅川進行了專題考察調研，尋找歷史上的七于鋪或于村鎮。結果，大家既為考察收獲頗豐而高興，又為尋找七于鎮無果而遺憾。之后，又有一熱心此事的市決咨委老同志，利用探親機會，自費赴河南的西峽、淅川和內鄉一帶去“尋找于村”，從獲得資料初步判斷：“現在內鄉縣桃溪鎮彭家溝村于家溝或桃溪鎮所在地西廟崗村，可能就是歷史上商于古道的終點‘七于鎮’或‘于村鎮’”。此一消息在《商洛日報》刊出后，引起社會熱議，我們既為這位老同志關心地方歷史文化事業，雖未事先銜命而又熱心勇行的探索精神大為感動，又為他的初步推論和判斷意見缺乏翔實可靠的史料根據和地名沿革的得力佐證，以及于氏家乘譜牒或于氏先祖墓地碑石短碣照片資料而感到遺憾。但不管咋說，這種知難而行的探涉，應算是一次有益的考證和研究。
　　春秋戰國時開辟的商于古道是逐水而行、踐草成徑的，這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有直接的關系，不可能完全與我們今天飛車暢行的312國道的路徑走向完全吻合。它同唐代商州刺史李西華所開的避水碥道、明代商州知州郗元洪重修的“郗公路”等，路線大概也都不會重合。王維有詩云：“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荊岑。”元稹亦有詩云：“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王維詩中的白羽，即今西峽縣城。荊岑，即荊山，在今湖北漳縣之南，古代通襄陽之路。元稹詩中的“商山淅岸村”，是指他受貶到湖北江陵，沿商山到淅水之岸。淅水，為丹江最大支流。由此可見唐時由商于道赴襄陽、江陵一帶只需沿淅水而行，亦不必繞行酈邑(即今內鄉)，更可見商于古道的終點于村斷不會出現在今312國道赴內鄉的道路附近，它一定會在今淅川縣境內的淅水岸邊。
　　(二)“商于”之爭由來已久
　　為了破解“商于”之謎，近來我們曠費時日，翻檢了許多歷史典籍、學術論文和一些史志資料，發現歷史上對于“商于”一詞的理解和認識本來就不是很統一的，在有的結點上分歧意見還是比較大的。
　　先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臧勵和等編，1931年5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初版，1982年11月重印)，其在“商于”條目下介紹說：“在河南淅川縣西。戰國時秦地。《史記·楚世家》：張儀謂楚王曰：‘今使使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注]裴骃曰：‘地在南鄉、丹水間，有商城在于中，故曰商于。’《通典》：‘今內鄉縣有于村，亦曰于中。即古商于地。’”前一種說法表明：(1)商于，在今河南淅川縣西。與傳統的“丹江中、下游一帶”的習慣說法比較接近；(2)商于之地，方圓600里。是地域面積概念，不是“商”至“于”的里程長度概念。后一種說法是南朝史家裴骃為《史記》作注時提出來的，他說：商于在南鄉和丹水之間，因為有一個商城在于中，所以將這一地方叫商于。查閱《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知：(1)南鄉，為后漢置縣，為侯國。三國曹魏置南鄉郡，晉廢。故城在今淅川縣東南。王廷伊《續修商志》卷一古跡亦載：“南鄉故城，瀕丹水之陰，系晉興寧末上洛太守王靡之改筑。城北半據水中，左右夾溪，春夏水漲望若孤舟。”說明公元363—365年間(東晉哀帝司馬丕時)南鄉郡屬上洛管轄。(2)丹水，古鄀國之地。秦置丹水縣，唐省。故城在今河南淅川縣丹水之陽。又翻檢《中國市縣大辭典》(中共中央黨校1991年8月出版，主編閻崇年)所列“淅川縣”條目，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丹水、中鄉二縣；西漢置析、丹水、順陽三縣；東漢建安十九年(214)置南鄉郡，下轄丹水、南鄉二縣和順陽侯國；西魏置順陽、丹川、秀川、析陽等四郡，下轄淅川、丹水等十五縣；北周置南鄉郡，下轄淅川、丹水、順陽三縣，后屢興屢廢；明成化六年(1470)復置淅川縣。”可知丹水縣設置時間長達300余年(秦—北周)，歷史比較悠久。看來，王廷伊《續修商志》所載：“丹水縣：西漢名。漢紀：‘王陵起兵丹水應漢’，即此。今山陽竹林關。”應為錯記。裴骃所說的商于，夾在南鄉、丹水二個舊縣之間，它絕對不可能有600平方里這樣大的地方。二縣之間有商城和于中這樣的村邑，也可能是事實。筆者曾見過一份歷史地圖，就將“商于驛”標在這兒，而且列在陜西的“富水驛”和河南的“臨湍驛”之間，也符合“于村”應該處在的位置。裴骃之所以如此注釋，似太過相信忒小地理名稱的真實，而罔顧歷史視野的宏觀和博大。
　　再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關于“商于(于)”的介紹：“古地區名。又名于(于)中。在今河南淅川縣西南。公元前313年秦國遣張儀誘使楚懷王與齊國絕交，詐以割讓商于(于)之地六百里，即此。或以為商于(于)系指商(今陜西商縣東南)、于(于)(今河南西峽縣地)兩邑及兩邑間的地區，即今丹江中、下游一帶。”前者說法完全是裴骃觀點的翻版，將地域寬闊的600里商于硬要塞進小小的“于中”村。后一種說法，大的概念是正確的，但“于(于)邑”絕不是今河南西峽縣地。造成這一錯誤的原因是，歷史上內鄉、西峽和淅川三縣的縣制沿革交叉撤并、交集過多過瀕，以致產生今日之歧見。西魏大統年間，于今西峽縣境設立內鄉縣。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內鄉縣治所由西峽口遷至今內鄉縣域所在地的渚陽鎮。明代成化六年(1470)在內鄉之西部置淅川縣，清襲之。1949年又將內鄉西北部劃出，新置西峽縣。春秋時，今西峽、淅川二縣地統稱為“析”。是故西峽縣在迄今的許多縣域古跡簡介中，仍然將丹水故城、于邑故城、析邑故城、北酈故城等盡收入西峽縣的囊中。另外，《辭海》說商于系指商(今陜西商縣東南)、于(今河南西峽縣地)兩邑及兩邑間的地區，這種說法更不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