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日電 據美國《紐約時報》1日報道,由于在家鄉幾乎找不到工作,尼泊爾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離開故土。移民潮的規模大到讓發展經濟學家感到吃驚,而且還在繼續增長——僅僅在過去兩年間就增加了37%。然而,出國務工或許也在讓這個國家陷入惡性循環:推高物價和通脹水平,并傷害國內生產,進而迫使越來越多的人背井離鄉。
從前,在這里的特里布萬國際機場(Tribhuvan International Airport)運送靈柩只是一份兼職工作。一個星期也沒幾單活,不足以讓一位靈車司機過上體面的生活。
現在,每天至少有五副靈柩被送到這里——尸體都被塞在包裹著塑料膜的白色箱子里。于是,迪彭德拉·普拉薩德·阿查里雅(Dipendra Prasad Acharya)在2009年辭去開卡車的工作,開始全職運送出國務工者的尸體——在尼泊爾,這是為數不多的保持著增長勢頭的行業。
阿查里雅明白,他的工作是有保障的。每當運送尸體時,他都要繞開大群身形消瘦的尼泊爾年輕男人,以及越來越多的女人。這些人蜂擁著進入二等出港候機廳,但總有一部分會裹著塑料膜重返故土。
“尸體一直在增多,”他在等待另一副靈柩時表示。“我們免費把死者運回他們的家鄉,政府會付給我們報酬。”
尼泊爾的政治和經濟都是一團糟。一場持續了10年的毛派叛亂已于2006年結束,但該國政治領導人至今未能就制憲事宜達成一致。這里蘊藏著巨大的水電潛能,電力供應卻極端短缺,每天最多只能供電14個小時。制造業連續衰落多年,目前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只有區區6%。貧窮是當地的通病,空氣污染令人窒息,衛生數據也很糟糕。
由于在家鄉幾乎找不到工作,尼泊爾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離開故土。移民潮的規模大到讓發展經濟學家感到吃驚,而且還在繼續增長——僅僅在過去兩年間就增加了37%。
在2014財年,為了到國外找工作,平均每天有1500名尼泊爾人經由正式渠道出國;而在1996年,平均每天只有六人。據信還有更多尼泊爾人經由非正式渠道前往印度,由于邊境檢查松懈,沒人知道確切數字。經濟學家和人力資源官員估計,在某些季節,全國有四分之一人口可能在國外務工。
在全世界至少1000萬人口的國家當中,要論出國務工者積聚的財富在國民財富中所占的比例,沒有誰能超過尼泊爾。長期以來,尼泊爾一直是一個旅游目的地,游客們前來這里探訪世界最高的山峰。但漸漸地,在國外務工的尼泊爾年輕人,回國時也仿佛成了游客。
潮水般涌入的外匯收入,迅速改變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據官方統計,這部分收入在尼泊爾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25%;據非官方統計,占比40%。鄉村里從前只有土坯房,現在已經星星點點地蓋起了堅固的磚房。私立學校蓬勃發展。由于丈夫們都出國打工了,妻子們開始更頻繁地走出家門,更多地充當家庭決策者的角色,生育的孩子也更少。
“出國回來的人更為守時,”尼泊爾發展研究所(Nep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社會學家加內什·古隆(Ganesh Gurung)說,“他們也不太會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
除了鄰國印度之外,最為熱門的出國務工目的地是科威特、馬來西亞、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在這些國家的繁重勞動,導致許多人死亡,數字令人不安。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去年的調查顯示,在卡塔爾,為了建設2022年世界杯所需的設施,尼泊爾人被當成奴隸般使喚著;而且歸國者當中艾滋病毒攜帶者、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也比較高。
變化最大的要數達努沙縣。這是一個靠近印度邊境的農業區,人們的收入很低,出國務工者家庭的比例全國最高。該縣的很多土地都種著水稻;直到現在,耕田時最常用手段還是負軛的耕牛。
達努沙縣首府賈納克布爾街道窄仄,惡臭逼人,路面坑坑洼洼,其中一些用碎石墊得很高,仿佛是戰地。在首府之外,道路大多是土路,車輛行使的速度很少能超過每小時15英里,人們整天當眾便溺。
但希望已經降臨達努沙:堅固的房屋拔地而起,收音機和電視得到了普及,條件良好的學校也建了起來。這里甚至有了更多的酒吧,從而迎合在國外喜歡上喝酒的那些男人。
穆尼莎·卡頓(Shahida Khatun)住在幾個街區之外一棟蓋了一半的磚房里。她丈夫本打算在從沙特阿拉伯回國之后,再蓋好另外一半,但卻在那里送了命。卡頓有兩個兒子,她說其中一個目前在卡塔爾工作,另一個也要過去,正等待簽證。
“我為兒子擔驚受怕,我很害怕看到他像父親那樣死在異鄉,”卡頓說,“但我們需要錢,沒有其他辦法能掙到錢。”
事實上,在讓尼泊爾普遍的貧困得到緩解的同時,出國務工或許也在讓這個國家陷入惡性循環:推高物價和通脹水平,并傷害國內生產,進而迫使越來越多的人背井離鄉。進口額猛增,然而國內經濟增長所需的基礎設施,卻并沒有建起多少。發展經濟學家們擔心,尼泊爾的這條生命線會扼殺該國經濟,或許是緩慢發生,或許是突然發生。
“如果海灣地區出點什么事情,影響到這種人口流動,尼泊爾可能就會遭受毀滅性打擊。”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經濟學家昌丹·薩普科塔(Chandan Sapkota)說,“那時候,該國的政策制定者、情報機構,以及政府部門都會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