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機構制訂的《人工智能法案》未來可能引發的影響尚難預估，但圍繞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法律監管既不應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箱，更不能扭曲為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工具。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不應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零和博弈，更不能在各國間形成有關監管合規政策的“軍備競賽”。事實上，面對此類快速發展的新興科學技術，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協調與良性合作確有必要。與此前對人類發展影響深遠的其他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技術也亟待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國際協調治理體系。

　　歐盟機構近期宣布其《人工智能法案》邁出了立法程序的關鍵一步，意欲創立實施全球首部有關人工智能技術的法律監管條例。透過目前公布的法律草案文本，外界明顯感受到歐盟有意借此文本，規制影響歐洲內外的人工智能行業行為。目前，該法案未來可能引發的影響尚難預估，但圍繞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法律監管既不應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箱，更不能扭曲為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工具。歐盟在人工智能立法領域或許想爭先“第一步”，但人工智能監管在廣泛的國際合作協調之路上邁出“第一步”或許更加迫切。

　　歐洲議會近日發表聲明，稱議會內的市場委員會與公民自由委員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提案的談判授權草案，該草案在2021年4月由歐盟委員會提出，歷經兩年修改討論，最終獲得歐洲議會內兩個關鍵委員會的投票通過。根據歐盟內部立法程序，該草案將于6月中旬在歐洲議會舉行全會期間表決。若表決通過，歐洲議會還將與歐盟理事會進行協商，著重通過歐盟理事會征求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對最終法律文本、生效時間、法律形式等細則的意見。據悉，最終法律文本將于2023年年內確定，歐盟各成員國監管機構將負責法律實施。

　　歐洲議會在有關公開聲明中強調，一旦獲得批準，這將成為全世界首部有關人工智能的法規，顯示出歐盟有意在人工智能全球規則制定問題上爭奪話語權。自工業革命結束后，影響、操控新興領域的國際標準是歐美國家一貫仰仗的手法。作為歐盟實施其數字戰略的重要一環，《人工智能法案》與《數字市場法案》《數字服務法案》《數據治理法案》類似，既彰顯了歐盟機構對待新興技術一貫的謹慎監管甚至保護主義色彩，也裹挾了歐盟在新興科技監管領域滲透其意識形態，劍指下一步全球有關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考量。

　　作為歐盟試圖拓展其“軟實力”的重要法律武器，《人工智能法案》主要由四大部分核心內容構成：人工智能系統風險監管、法案的域外效力、人工智能全價值鏈監管、罰金機制。不難看出，該法案未來生效后，將對各國人工智能企業形成明顯的合規監管壓力。此外，可以預計的是，該法案亦會對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出臺類似法案形成影響。考慮到當前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與新興科技競爭的共振疊加效應，該法案將對有在歐業務的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構成新的挑戰，有關企業需未雨綢繆，提升合規意識，重視《人工智能法案》對經營活動帶來的新合規風險。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不應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零和博弈，更不能在各國間形成有關監管合規政策的“軍備競賽”。面對此類快速發展的新興科學技術，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協調與良性合作確有必要。與此前對人類發展影響深遠的其他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技術也亟待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國際協調治理體系。

　　一方面，各方需通力合作，在人工智能領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迅速，相關技術應用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前沿陣地。但是，人工智能技術也有可能進一步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數字鴻溝。譬如，人工智能應用技術在客觀上可能會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顛覆性沖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也恐將因此受到波及。少數科學技術欠發達、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的國家更有可能因此成為“被遺忘的土地”，這顯然與科技變革發展的初衷相悖。

　　另一方面，應避免有關人工智能的國際合作“變味”，被某些西方國家悄然操弄成“選邊劃界”的新領域。各方尤需警惕人工智能多邊協調框架政治化，被扭曲成為少數發達國家的“富人俱樂部”。實際上，西方部分國家此前早已在七國集團、經合組織等框架下展開密切合作，旨在將所謂的“意識形態優越感”引入未來的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監管體系中，意圖搶占國際人工智能監管的政治與倫理高地。繼2018年法國與加拿大聯合拋出以“志同道合國家”為主體，建立“人工智能全球伙伴關系”(GPAI)的倡議后，歐盟及七國集團近年來反復在各種會議場合強調“應以符合共同民主價值觀的方式支持人工智能技術發展”。2023年1月，歐盟與美國在“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合作框架下，簽訂了人工智能合作協議。歐盟內部市場委員布雷頓據此表示，歐美將“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開發人工智能應用”。值得玩味的是，迄今為止，在西方發達國家間有關人工智能的政府間協調機制或倡議中，亞非拉等南方國家基本被“刻意”排除在相關機制之外，這顯然不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應有之義。

　　陳 博（來源：經濟日報）

陳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