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植物園究竟該怎么建？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杜瑋

　　發于2022.2.28總第1033期《中國新聞周刊》

　　2022年1月4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同時，還將在北京、廣州等地啟動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與重在就地保護的國家公園不同，國家植物園的一個主要任務，是遷地保護。

　　許再富曾擔任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主任、中國植物學會植物園分會名譽理事長，編寫了國內首部植物遷地保護著作。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今建設國家植物園，最亟待的是實實在在提高植物遷地保護水平和有效性，“不能滿足于有多少個植物園，收集了多少種植物，這是表面的”。

　　植物園應選址在物種最豐富的地方

　　北京植物園位于香山腳下臥佛寺附近，占地231公頃。據官網介紹，其植物展覽區分為觀賞植物區、樹木園和溫室區，收集展示各類植物10000余種(含品種)，是全國唯一擁有世界三大溫室旗艦物種(巨魔芋、海椰子、千歲蘭)的植物園。與北京植物園一街之隔，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其所屬植物園占地74公頃，收集保存植物7000余種(品種)。兩園均于1956年被批準建立，俗稱“北園”和“南園”。此次在北京設立的國家植物園即依托兩園建設，進行合并，統一規劃、統一掛牌，規劃占地面積約600公頃。

　　北京植物園科普館館長王康介紹說，國際上植物園的功能通常有四種：園藝展示、科學普及、科學研究及物種保護，不同植物園功能有所側重。在沒有建立國家植物園之前，北京植物園(“北園”)的主要功能是園藝展示和科普教育，中科院植物園使命主要為科研和物種保護。國家植物園的建立，其主要目的是強化對植物的遷地保護。

　　所謂遷地保護，就是從保護的目的出發，既可以指在植物園中栽培保存活植物，也指建立種質庫保存植物種子、組織、器官等。遷地保護不是簡單地把植物挖過來栽在園區里，最常規及有效的方法是引種栽培及建立植物專類園(區)。中科院華南植物園高級工程師、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BGCI)中國辦公室主任文香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遷地保護優先、重點保護的是“3E”植物，即瀕危的(Endangered)、特有的(Endemic)、具有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的植物。

　　目前，全世界共有超過2000多個植物園，保存超過10萬種植物，占全球植物種類數的30%。中國擁有高等植物3.6萬余種，植物園接近200個，保存植物2.3萬種。換句話說，中國高等植物數約占全球的1/10，植物園數量占世界植物園總數的約1/10，二者比例大體相當。而中國遷地保護植物種類已達到本土植物種類的60%。

　　植物園隨時代變遷有著不同功能。1985年，第一次“植物園和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國際會議在西班牙召開， 把植物園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緊密聯系起來，使得遷地保護成為植物園越來越重要的使命。

　　近些年，將就地保護、遷地保護、植物回歸相結合的綜合保護理念，被日益重視、應用到植物的多樣性保護中。由于威脅生物多樣性因素的多樣化和復雜性，任何單一的保護方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些理念都有力地推動了植物園的發展。從1980年代后期，中國的植物園由70個左右快速發展到2005年前后的約200個，平均每三個月增加一個。

　　王康說，國家植物園設立在北京，至少有三重考量，首先是國家形象的象征；其次考慮到科普需要，“北園”每年有400萬人次客流量；再次，設在北京的國家植物園是收集、保存北溫帶代表性植物的較為理想之地，此外還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這支“國家隊”的加持。

　　許再富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中國的植物園與植物多樣性分布存在嚴重失調，物種越豐富的地方，分布的植物園反而越少。中國植物園的發展主要集中在中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一些大、中城市，投資動輒上億元，甚至十多億元。而在生物多樣性越豐富和生態環境越獨特的地方，只有極少量的或沒有植物園。國家第一批重點保護植物中約20%沒被遷地保存的植物，絕大多數就分布在高山、亞高山、寒帶、寒溫帶，以及在干旱、半干旱地區等。這也是第一批重點保護植物保存率徘徊在80%左右的原因之一。

　　世界范圍內，植物園的分布格局也存在類似問題。歐美和北美分布植物種類有2.8萬種，不到世界總植物種類數1/10，卻建有約900個植物園，約占世界總數一半。而在經濟欠發達的南美洲，分布有9萬種植物，只有近100個植物園。

　　許再富認為，真正從科學意義和遷地保護的角度來看，考慮到生境和昆蟲、鳥類等傳粉等問題，植物園選址應遠離大城市，選擇物種豐富的地方，最好靠近某一自然保護區或靠近大面積自然植被。這樣就可以將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以及引種回歸自然相結合，且可以避免因生態環境差異太大和人為措施干預過多而產生的“風土馴化”和“人工馴化”。

　　1959年，由植物學家蔡希陶領導，在地處滇南西雙版納熱帶叢林“葫蘆島”上創建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是中國面積最大、收集物種最豐富、植物專類園區最多的植物園，也是國內首個露地栽培植物種類超過萬種的植物園。

　　此次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有人也提出了北京緯度偏高，戶外可栽培并生長良好的植物種類有限的質疑。對此，王康解釋說，剔除品種，僅就物種而言，國家植物園南、北園收集、保存的植物種類達幾千種。未來，國家植物園將遷地保護東北、華北和西北即“三北”地區及國際上同緯度地區、相似氣候類型的植物。一些無法露地栽培的植物，將置于溫室或在北京郊區、適合植物生長的地方設立實驗站。

　　許再富表示，露地是植物遷地保護的主要場所，溫室只能是一個輔助性的措施，更多起到科普展示的作用，難以真正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的。“北方溫帶植物的多樣性還是相對比較貧乏。”一位業內專家分析說，設立于北京的國家植物園定位應以露地栽培北方植物為主，如果建大面積的溫室，也將帶來巨大的花費。

　　全球植物園中，并不乏設立在首都的案例。許再富解釋說，這是因為早期在歐美國家，植物園并沒有承擔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功能。另外，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原本建設植物園的郊區變成了城區，這是由客觀原因造成的。

　　按照國家林草局的規劃，除了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今后還將在廣州等地建設區域國家植物園。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將采取整合與新建相結合方式，以代表典型氣候帶和典型植被特征的區域國家植物園為主體的構架。

　　中國的植物園大多建在城市中，面積較小，也是限制對植物遷地保護的重要因素。根據許再富等人2008年對于全國120多個植物園的統計，面積在40公頃以下的小型植物園占總數的40%，超過100公頃的植物園占1/3左右。所有植物園中，相當一部分為城市公園性質。“城市中面積很小的植物園，不必承擔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任務，主要行使科普職能。”許再富說。此次國家植物園建設，按照規劃，將把“北園”北側山林納入，使得植物園總面積達到近600公頃。

　　提高遷地保護的有效性

　　在許再富看來，植物遷地保護至少要遵循三項基本原則，即遷移地和植物原生地光溫、水濕的“氣候相似”；地形、地貌和土壤基質等“生境相似”；以及由動植物、微生物構成的“植物群落相似”。比如說，在西雙版納植物園的海拔高度600米的區域，栽培了海拔1200米以上山地的本土稀有瀕危植物雞毛松和云南翅子樹等，因氣候條件變化較大而適應性和長勢都很弱，就不會開花結果。

　　許再富說，國內受威脅植物的遷地保護還處在物種收集保存階段，大多數采集的種子都來自個別自然居群和少數母株。“往往就是采集一株，就去繁殖了”，不可能包含全部的遺傳多樣性。如果以一個居群起碼遷地保護10個個體作為評價標準，國內植物園中有54%的種類不達標，僅保存1~5株植物的種數約占到總數的45%。且有相當比例的物種是在植物園間互相引種。它們之間容易產生近交和近交衰退，類似于近親結婚。當把來自不同居群的個體栽在一起，又有可能產生雜交衰退，也無法保護各個居群各自遺傳多樣性。再者，因為植物園土地、人力、經費有限，也使得很多植物園栽種的每種植物數量都很少，這也是遷地保護需要較大面積植物園的關鍵所在。

　　中國野生植物保護協會遷地保護委員會副主任、昆明植物園主任孫衛邦及其團隊從2004年開始從事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的保護研究與實踐。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對受威脅物種的拯救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系統開展野外調查，對分布在保護區外的種類或居群建立保護小區，進行生殖生物學及人工繁殖技術研究，就地(遷地)保護等。以云南特有極小種群野生植物漾濞槭為例，這是一種葉片毛茸茸的，長得像胖手掌，果實有一對果翅的植物，因發現于云南大理漾濞縣而得名。最初在野外只有5株。在收獲一批種子后，孫衛邦帶領團隊突破人工關鍵繁殖技術，于2009年人工培育出1600余株漾濞槭幼苗。“我們要拿1000多株苗和野外的5株的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作對比，確保栽種多少株才能保持這一物種的遺傳多樣性，確立最小取樣策略”。

　　孫衛邦認為，當下更重要的還在于要摸清“家底”，確定哪些物種要搶救性保護。2017 年對中國野生高等植物 35784 種的評估表明，受威脅比例為15%~20%，數據缺乏的有4804 種。中國植物園遷地保育受威脅植物約 1500 種，約占本土受威脅植物種數的 39%。在孫衛邦看來，這些數字有一定指導性，但“并不一定完全準確”，因此一定要去實地調查。對于受威脅植物，要進一步確定哪些要優先保護。

　　評估遷地保護效果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高可達40余米、樹冠形狀奇特、“亭亭如華蓋”的華蓋木是云南局部地區特有極小種群物種。1983年，昆明植物園從云南西疇縣對華蓋木采種育苗進行遷地保護。直到2013年，引種的華蓋木才首次開花。“遷地保護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它能不能開花結實。”孫衛邦說，極小種群野生植物大多為木本植物，僅分布于云南巧家縣的巧家五針松在昆明植物園遷地保護12年才開花結果，漾濞槭需要8年。

　　孫衛邦的一名博士生用了5年時間對遷地保護華蓋木的遺傳多樣性進行了研究。昆明植物園和華南植物園分別保存了野生華蓋木70.27%和32.43%的遺傳多樣性，兩相比較，前者做得很不錯。

　　相比遷地保護，近地保護被認為是保護有效性遠高于前者的一種舉措。所謂近地保護，就是指在受保護植物生境相似的近地建立保護基地。根據許再富的研究，相同植物種類在近地保護的生長適應性和年均生長量絕大多數情況都遠高于遷地保護。許再富說，近地保護的成本更低，這也是植物園設立盡可能要靠近大自然的原因。

　　全世界尚無一種植物真正回歸成功

　　2002年，文香英到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圣路易斯校區留學。2003年，國內一個朋友托她到國際一流的密蘇里植物園找一種植物材料。密蘇里植物園已有160余年歷史，是世界范圍內植物保護的圣地。之后，園區管理人員向文香英提供了詳細的有關信息，“包括該植物什么時候引種回來，種在植物園哪個方位，有幾株、生長狀況如何，哪些植物已經不在植物園了，不在的原因，工作人員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文香英說，國外很多知名植物園對于園內收集保存的植物管理得非常好，檔案信息非常清晰，“國內很多植物園雖然收集植物可能有幾千種甚至超過1萬種，但是有多少活著，活得怎么樣，還不是特別清楚，存在著‘重引種、輕管理’的現象。在對引種收集的植物的管理方面，國內外植物園還存在著一定差距。”

　　建立植物園科學記錄管理系統最早由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BGCI)提出。但時至今日，國內除了中科院作為主管部門的極少數植物園建立了科學記錄系統，“絕大多數植物園對植物記錄只有一個名字，有時候掛個標識牌，缺乏系統記錄”。許再富說，“連科學記錄系統都沒建立，你怎么評估遷地保護有效性，怎樣為植物的可持續利用等問題提供科學依據，科普教育又怎樣展開？”

　　文香英說，國內很多植物園缺乏收集保存的植物的檔案記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過去沒有意識到遷地保護的植物到底有什么價值和作用，導致對該相關工作不夠重視；二是一些植物園可能原本有植物檔案記錄，但因為植物園管理疏漏，人員更換工作較快、工作交接不當等，導致檔案遺失。但近來來，一些植物園，尤其新建植物園，開始重視起這方面工作。

　　人才是另一個問題。對植物園來說，傳統的植物分類學是植物園工作所需的最基礎的一個學科，這直接關系到園內植物的栽培、遷地保護的有效性。由于從事傳統植物分類學研究周期較長，要坐冷板凳，發文章不快，文章影響因子也不高，在過于重SCI論文數量的風潮下，高校植物分類學人才的培養面臨危機。王康坦言，建立國家植物園后，由于功能定位的轉換，人才的供給、實驗室及設備的升級都是挑戰。目前，北京植物園(“北園”)現有的植物分類學人才只有十個左右，今后以遷地保護為重心，“人才就不太夠用”。

　　植物園引種栽培植物的終極目標是為讓其回歸自然。植物回歸比遷地保護難度更大，所花費資金也更多。植物重返自然后，管理和監測是兩大挑戰。文香英所在的BGCI對承擔保護的每一物種都會提供3到5年的資助，資助額從24000英鎊到40000英鎊不等。植物園和林業部門等合作機構也有相應配套經費，但是對于植物多樣性保護來說，經費依然不夠。

　　評價種群回歸是否成功同樣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截至2020年年底，國內植物園開展了約300個植物回歸引種項目，涉及206種。孫衛邦解釋說，植物回歸自然成功的標準是種群要能夠自然更新、對生境無害，并能參與其所在生態系統生態過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世界上還沒有植物回歸成功的案例。

　　許再富認為，國內植物園應根據其基礎和所擁有資源進行恰當定位，不要盲目追求引種、栽培，展示植物的種數，不要求全、不要面面俱到。

　　孫衛邦說，植物園在制定物種收集保存策略時，要充分考慮收集保存種類的目的。對于國內植物園來說，應考慮自己的收集策略和遷地保護策略。“要思考收集每一種植物的用途是什么，是用來進行科研、物種保育，還是科學傳播、資源利用、保障區域國家戰略植物資源安全，國內很多植物園好像沒有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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