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4日電 題：中國如何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新思維？

　　——專訪外交學院國際法系教授、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張愛寧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在《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通過30周年之際，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

　　外交學院國際法系教授、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張愛寧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國際合作是國際人權保護制度得以產生和實現全球人權治理的前提。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世界百年變局背景下對《世界人權宣言》所述“國際秩序”的一種創新構想，為加強國際人權合作，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新思維。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國際人權保護和全球人權治理需要以國際合作為前提？

　　張愛寧：只要有國際交往，就會有國際合作。國際合作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際合作處于各國自愿的小范圍、區域性狀態，并且主要集中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關系領域。一戰后，《國際聯盟盟約》將國際合作與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系起來，首先明文規定會員國應“增進國際合作并保證其和平與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合國的誕生可以說是全球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開啟全面國際合作的重要標志，聯合國本身及其建構的戰后國際秩序就是國際合作的產物。

　　國際合作是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指各國均有義務在國際關系的各個方面彼此合作，同時也指各國和國際組織之間以及各國際組織之間需要相互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共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憲章》序言指出：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人類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會員國“務當同心協力”。《憲章》明確將“促成國際合作”列為其宗旨之一，并為實現這一宗旨做了一系列具體規定。

　　1970年《國際法原則宣言》的全稱即“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足見國際社會對國際合作之重視。該《宣言》宣稱國際合作“構成國際法之基本原則”，并“對于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護及聯合國其他宗旨之實現至關重要”。

　　國際合作是實現全球人權治理的前提。《聯合國憲章》有關人權的規定標志著人權進入國際法領域，國際人權法開始產生和發展，國際人權保護制度成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毋庸置疑，沒有國際合作，就不會有聯合國；沒有聯合國，就不會有國際人權保護制度，今天的全球人權治理也將無從談起。在人權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符合當下全人類共同利益需要，國際合作是實現全球人權治理的必由之路。

　　中新社記者：當前背景下，推動國際人權合作有哪些重點領域和議題？

　　張愛寧：“全球人權治理”是宏大敘事，當付諸行動時面對的則是一個個具體的領域和議題。當下，有至少四大領域和議題值得重點關注。

　　一是和平與人權。

　　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是個人人權得以保障的內在要求之一。任何戰爭或武裝沖突，無論起因如何，都會對相關國家的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經濟無一例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受到沉重打擊，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至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更成為一種奢望。

　　

阿富汗坎大哈，美軍遺留下的報廢悍馬被堆積在一起，作為廢舊金屬等待出售。視覺中國 供圖

　　一切人權的享有皆與安全問題密切相關，不僅生命權、自由權和人身安全權如此，所有其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也都只能在安全的、沒有恐懼的環境中充分地享有。和平是對人權最好的保障；和平是享有所有人權的前提。世界各國應汲取兩次世界大戰歷史教訓，反思導致烏克蘭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避免今代人類再遭曾經兩度身歷的慘不堪言戰禍。東亞、南亞各國尤其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訓，絕不充當棋子，重蹈烏克蘭危機悲劇。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不應對某些國家進行戰爭鼓噪、戰爭宣傳的作法坐視不理。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打結的手槍》雕塑前呼吁俄羅斯和烏克蘭實施為期4天的暫時停火。廖攀 攝

　　二是科技與人權。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合理地預見，對科學技術毫無節制的運用，必將導致對個人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侵犯，甚至會危及人類作為生物物種的將來。為此，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就指出，“世界人權會議注意到某些進展，特別是在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以及信息技術領域，有可能對個人的完整尊嚴和人權起到潛在的不良后果”，呼吁“國際社會進行合作，以確保人權和尊嚴在此普遍受關注領域得到充分的尊重”。

　　

日本民眾表達對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持續強推福島核污染水排海計劃的強烈反對。朱晨曦 攝

　　科學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其利弊在于研發或使用之人如何把握、如何發揮自身能動性。科學技術的影響是沒有國界的，但任何科學技術的研究或應用又都是在某一主權國家管轄或控制范圍內發生的，因此各國應將可能對人類有潛在威脅的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置于國際監督之下，并為此進行國際合作。

　　三是環境與人權。

　　環境問題的發展在時間和空間上跨越或突破國土、疆界和主權的范圍，最終將影響到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改變，其結果與地球上人類的生存緊密相連，是一個典型的全球性問題。國際環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首先強調的是“共同”，即國際合作。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環境質量惡化將危及所有國家的利益，保護地球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責任，必須為此進行國際合作。

　　

山東省榮成市北環海路，風力發電機與沿海防護林形成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近年來，中國大力推廣風電產業等“綠色能源”，實現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楊志禮 攝

　　所有各項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都包括著對自然環境保護和保全的要求，否則就失去了享有這些權利的空間和物質前提，而這些要求的所有內容都被濃縮為近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分別通過的一項決議，即人人“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的權利”。

　　四是弱勢群體與人權。

　　評估全球人權治理成效，首先要看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者等群體的人權狀況如何。加強對弱勢群體人權的保護是國際人權法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聯合國人權保護制度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將國際人權憲章中抽象的一般的人權主體向現實的、具體的、多樣化的人轉化。即將少數者、婦女、兒童、移徙工人、殘疾人等從抽象的“人”中剝離出來，給予特別保護，使得聯合國建立之初所倡導的普遍性人權具有了更加具體、現實的意義。

　　

求職者在蘇州市殘疾人專場招聘會上尋找職位。王建康 攝

　　中新社記者：在《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通過30周年之際，中國舉辦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有何國際意義？

　　張愛寧：在一個全球化的互聯互通時代，各國面對的許多人權挑戰都是事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往往超越國界的限制。當代人權保護不僅包含著個人對自己所處社會和國家的要求，個人人權的享有程度還與地球其他部分、其他國家和社會緊密相連，個人人權包含著對世界和平、安全、發展、合作的要求。

　　《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們早已預見到了這一點。《宣言》第28條寫道，“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均能獲得充分實現。”依據《宣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能否獲得充分實現，不僅與國內秩序有關，也與國際秩序相關聯，這也正是人權最初進入國際法的起因。

　　

2021·南南人權論壇在北京開幕，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人民至上與全球人權治理”。侯宇 攝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對《宣言》所述“國際秩序”的一種創新構想，為加強國際人權合作，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提供了新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跳出了既往狹隘的人權觀，不僅蘊含著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人權核心價值，而且人類命運共同體語境下的人包含了人與環境相合、人與人相合、國與國相合三方面內容。

　　

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薛閣街道辦事處西關社區舉行第六屆居民委員會選舉大會，居民在流動投票點投票。張延林 攝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全球人權治理，更加注重人權的全面發展、人權的共同發展、人權的包容發展、人權的可持續發展。如果將實現這一切的全部基礎和前提濃縮成一個詞，就是——國際合作。

　　綜合而言，以國與國為表現形式的人類社會，通過共商、共建、共治的方式成為一個人類大家庭，最終在“和而不同”的國際人權治理體系中，實現“天下萬族，休戚與共；多群一體，各美其美”。

　　受訪者簡介：

　　

　　張愛寧，外交學院國際法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外交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市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代表作有《平等和不歧視：弱勢群體人權保護國際標準研究》《國際人權法》《國際人權法教程》《中國共產黨百年外交中人權主張的演進評析》《論環境權語境下發展權的實現》《論國際法領域的人權與主權關系》《當前難民保護面臨的國際法問題及對策》《國際人權公約特點評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