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烏魯木齊12月10日電 題：“元和元年”錦囊如何見證古代中原與西域的交往交融史？

　　——專訪新疆和田地區文旅局副局長、和田地區博物館館長張化杰

　　作者 陶拴科

　　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境內尼雅遺址的“元和元年”錦囊，是和田地區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也是目前發現唯一漢代有紀年的織錦。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新疆和田地區文旅局副局長、和田地區博物館館長張化杰，探尋“元和元年”錦囊突出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價值，及其對古代中原與西域交往交融歷史的見證。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元和元年”錦囊的歷史背景和價值在哪？

　　張化杰：“元和元年”錦囊由五色錦織成，白絹提帶，上有“元和元年”四字。“元和元年”即東漢章帝年號(公元84年)，這是目前發現的唯一漢代有紀年的織錦。

　　公元73年，班超率36名兵士，在西域鄯善(今樓蘭遺址)斬殺匈奴使者，以于闐為中心，重建了東漢在西域的管治。公元75年，漢明帝去世。漢章帝繼位后，擔心班超在西域的軍力勢單力孤，詔他班師回朝，班超率部從疏勒(今喀什)出發，路經于闐，于闐的王侯和百姓都放聲大哭。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抱住班超的馬腿，班超不得前行。見此情景，班超選擇留在西域。

　　公元84年，漢王朝派假司馬和恭等四將，率兵800增援班超。班超在西域經營長達30年，使西域五十余國歸附漢朝，為東漢的統一大業作出了杰出貢獻，官至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這一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域進行了有效的經營和管理，中原文化也對于闐產生了廣泛影響，同時絲綢之路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交流頻繁，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元和元年”織錦上織出的隸書體“元和元年”年號，即東漢章帝元和元年。織錦上織出的紀年文字，表明的是織造的時間，因此推斷這一織錦應是元和元年織造的。

　　中新社記者：“元和元年”錦囊如何被發現，有哪些特點？為何是鎮館之寶？

　　張化杰：尼雅遺址在1995年出土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等大量珍貴文物，引起了盜墓者的垂涎。“元和元年”錦囊就是1998年公安機關破案追繳的，據嫌疑人供認，這個錦囊是在N14居址不遠處的一座墓葬中出土，而考古專家確認，N14居址是精絕王室所在地。

　　錦囊保存較好，所用織錦有五種顏色。這種用華貴的織錦縫制的錦囊，絕非一般平民所有，在一定意義上是身份、權貴的標志，應是用于存納貴重物品的斂袋，為貴族之物。

　　和田地區博物館收藏了不同時期的大量絲織品，其中不乏以漢字銘紋的錦，但這種五色錦僅有這一件。而且“元和元年”錦囊是目前中國范圍內發現的唯一有漢代紀年的織錦，堪稱“鎮館之寶”。

　　中新社記者：“元和元年”錦囊反映了當時怎樣的文化交流，包括織錦技術和文字傳播？物質文化的互通如何影響兩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張化杰：錦囊本身使用五色錦料做成，分布在口緣、頸部、囊身、囊底幾處。主題紋飾包括囊身的“云氣鹿紋”圖案和“元和元年”文字。囊袋口緣、束帶用織錦，囊袋織錦以藍地，白、綠、黃、紅四色顯花，紋樣為有翼梅花鹿(白鹿)。鹿紋的上部織有白色經線顯花的隸體“元和元年”文字，鹿紋的下部為左右對稱的弧形云紋；囊袋下底部與“元和元年”織錦縫綴連接的為一片瑞鳥云紋織錦，呈三角形拼縫；錦囊的底部用另外一片織錦縫制。

　　和田地處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是古代“玉石之路”的起點和“絲綢之路”的重鎮，也是東西方文明交往融合之地。據記載，于闐有諸多由中原地區傳入的絲織品，加之當地紡織業也發展較快，因此被譽為西域的“絹都”。精絕國故址墓葬中出土的絲綢服飾十分豐富，除了這件錦囊，還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錦護臂、“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織錦、金池鳳等錦織文物，展現了漢晉時期織錦工藝的高超水平。

　　1959年尼雅遺址出土“司禾府印”，表明東漢政府在精絕設置司禾府負責屯田，實行有效管轄。漢錦、漢簡、漢印在尼雅遺址出土，說明漢文在漢代已成為精絕官方文字之一，也是和田地區最早使用的文字之一。

　　根據漢代穿衣規制，老百姓只能穿布衣，只有王公貴族才能穿綾羅綢緞錦這種以蠶絲為材質的衣料，錦是絲綢之上品，五色織錦更是絲綢制品中最高水平的體現，只有皇家作坊才能織造。所產織錦僅由皇家享用或是皇帝用于饋贈倚重的大臣，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穿用。“元和元年”錦囊應該是漢章帝用皇家專供的五色織錦賞賜西域駐軍高級將領的遺物，證明了西域也依循中原穿衣的規制，是中原文化影響力和傳播力的見證。

　　此外，這件文物織錦上的鹿紋是漢代直至唐朝時期常見的一種紋飾，在紡織品、畫像、石漆器、金銀器、銅器上廣泛使用。

　　中新社記者：透過“元和元年”錦囊，如何理解漢代與西域的聯系？

　　張化杰：公元前60年，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精絕成為漢朝的屬地。敦煌懸泉置漢簡記載了精絕王朝貢漢朝的史實，尼雅遺址發現的“漢精絕王承書從”“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王寫下詔書到”木簡，以及“月支國胡支柱”過所木簡，不僅證明漢文是精絕的官方文字之一，也揭示了漢晉王朝天子詔書的傳抄和以“過所”為代表的內地文書行政系統在精絕的施行。

　　此外，漢晉王朝賞賜的“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衾，是中原地區官營絲織作坊專為地方王侯織制的婚禮用錦，證明了漢晉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域之間的密切關系。精絕貴族學習漢語的字書《倉頡篇》以及書寫的隸書表文、來自內地的五銖錢、銅量、弩機、筷子、雞鳴枕等都是實證。

　　綜上所述，這件文物充分展現了漢晉王朝對精絕的管理以及中原文化和習俗對精絕的影響。漢晉王朝的管理和經營為精絕提供了強大的后盾，精絕因與內地之間的聯系加強，社會經濟和文化得到快速發展和繁榮。

　　中新社記者：“元和元年”錦囊保護和傳承的重要性何在？

　　張化杰：“元和元年”錦囊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同為五色錦，都是中原王朝對西域管治和中原文化影響的實證。五色錦的出土為學術界研究“漢錦”編織和圖案內容風格提供了重要的直接依據，對織錦編年研究，織錦使用年代的判定，認識和分析織錦的生產、貿易、使用、饋贈及隨葬的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元和元年”織錦為目前出土的漢代織錦研究樹立了一個標尺，也為學術界研究“漢錦”的圖案、內容、風格等提供了難得依據。同時體現了這里在漢代已是中原王朝進行有效管轄的地方，反映了其對于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