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概和他第一次擔任監制的電視劇《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的遭遇有關。那是2009年，片子拍得不錯，因為是第一部膠片拍攝的電視劇，為了節約成本，包括他在內的主創都自降一半酬金。到了電視臺，他們告訴他，“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當時就說：‘是不是我們的電視劇沒有殺人放火？我不賣了！’”

　　創作者的真誠被唯一的利益標尺深深傷害，另一方面，爛劇雷劇卻充斥熒屏。他發現，不論藝術、或任何行當，大家都在高喊著“金錢萬歲”，賺錢成了唯一的標準。

　　他覺得現在沒意思，他曾對媒體說，“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70年代的上進、80年代的創新和無畏。到了90年代，商業消費時代來了，到現在愈演愈烈，把文化當成了商業”。

　　他開始在一些采訪中表達自己的態度，“難道所有存在價值的最高標準就是錢？那社會的德行到哪里去了？這個問題可能不是我該問的了。我著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是在退步。”一貫平靜低調的隱士，語氣里有憤怒和對未來的擔憂。

　　“那些亂七八糟的電影有票房，主要是靠了你們。你天天在流通領域吹捧這些東西。”他對現場的幾十上百家媒體批評的直截了當，之后又語重心長地教育，“千萬不要小看娛樂媒體的能量，你每天寫一篇無意義的文章，365天就有365篇無意義的文章，就可以扭轉一年的文化共識。”

　　2011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哲學課《公正，該如何是好》，陳道明反復看過很多遍，很受啟發，“他是在講，真正好的教育是教人思維方式。”

　　但關于思維方式的教育也就限于此了。

　　他似乎無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響什么的事。他既沒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劇來略微改變這個環境，也沒想做個公知，搞些演講，洗滌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他承認有很多老板想出錢請他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請他做導演，可他不做。“一是我覺得累；另一點，別看我說中國電影這問題那問題，但我不覺得自己具備這樣的能力去改變它，也不想進行這樣的嘗試。”

　　采訪中，他還特地提到去年在微信和微博瘋傳的《陳道明看王菲離婚》的小文，文中頗多禪意和對生活的參悟。他提出來是為了再一次澄清，“那不是我寫的。我也不知是誰把這么好一篇文章放我名下。”

　　“所以我說，我這一輩子，就是(在做)一個‘人’”。他只給自己設定了為“人”的下線，即你可以不知道對社會和朋友有多大貢獻，建設性是零都沒關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壞性。“不管任何情況下，不能對人和社會有破壞性，這是做人的底線”。　（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