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春祥
國家發改委本次對日本12家企業開出了史上最重的一個罰單，不管是從被揪出企業的數量來看，還是從處罰的金額來看，都破了《反壟斷法》出臺以來的紀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
在發改委通報的具體情況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那就是在汽車零部件反壟斷案中和軸承反壟斷案中，各有一家企業因為率先出來充當“污點證人”而被免除了處罰，坦白越晚的企業遭受的處罰也就越重。
這讓人想起了經濟學博弈論中經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囚徒們如果彼此合作，堅決不配合執法者的調查，則可以為全體帶來利益最大化，即無罪釋放。然而，由于出賣同伙可以為自己帶來更大的利益，也就是減免刑罰，因此在不可串供以及相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執法機構往往可以通過設定不同的招供條件而誘使囚徒招供，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國家反壟斷機構在調查壟斷案件中用到了這一招，不僅是能力提升的表現，更是執法智慧的展現。事實上，今天查處的汽車業、零配件行業只是壟斷勢力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壟斷行為依然處于隱蔽之中。然而，目前我國的反壟斷力量并不強，雖然有三大部門都有反壟斷調查機構，但調查力量相對薄弱，因此調查落實一件案子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因此，有針對性的運用經濟學基本理論去克服困難，顯得十分必要。
處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處罰的目的是為了凈化市場環境，重新恢復市場競爭。汽車產業是一個世界級的產業，不管是哪一個產業鏈條上的競爭都應該是公平的、健康的，否則就有可能損害消費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
盡管我國現在的反壟斷機構尚未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從汽車業反壟斷的案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雛鳥的羽翼已經逐漸豐滿起來，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推進依法治國的助力下，反壟斷將成為中國經濟社會中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