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話
中國故事由誰來講？講什么？怎么講？這是大 問題。這個問題的首要之義就是講述者能否有新鮮的實感和敏銳的觸覺，如何既內在性地觀察中國當下，同時又能超越一己的經驗作出更具歷史感的判斷。徐剛將講 述“中國故事”的希望放在更年輕的“70后”、“80后”的作家身上，而我卻并不這么樂觀。
——特約主持人 楊慶祥
一直以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都是常說常新的話題，它不斷地被人強調且深入討論。文學力求在“及物”的寫作中反映世道人心，把握時代脈搏，進而積 極觸摸現實議題，這當然是其當仁不讓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文學竭力向現實靠攏，通過故事的講述對社會問題進行“想象性的解決”，從而激起公眾的關注和反 思，這也是在“純文學”的藩籬之外，逐步改變當下文學“邊緣化”處境的重要舉措。
我們對文學史稍作回顧便可發現，當代文學的魅力其實恰在它的“當代性”上，即執著地關注現實，始終與時代的發展同步，思索現實提出的問題。比如 上世紀50年代初的《我們夫婦之間》就講述了新時代城鄉倫理的嬗變與價值沖突，而“百花時代”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則極為敏感地涉及新政權官僚主義的 陰影及其現代病癥，這些無疑都是當時的重要問題。再比如我們在討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時不得不提到《創業史》《山鄉巨變》《三里灣》， 都是在形象化的故事編織之外，講述諸如“入不入社”，走不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等事關現實政治焦慮的問題。60年代以后的作品，無論何種題材，皆要努力呈現各 條戰線上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實際上正是以文學的方式展開的現實政治生活的敘述。進入新時期之后，文學的潮頭此起彼伏，但無論是“傷痕”、“反思”、 “改革”抑或“尋根”，文學皆密切聯系著現實的問題指向。從北島、舒婷等人的“朦朧詩”到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從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再到路遙的《人 生》等經典作品，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自我坦誠融入那個時代，講述一代人和他們所身處的現實的故事，演繹出現實的矛盾與困惑、歡欣與苦痛，以及可喜的變遷和 艱難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