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代頭一次跟托馬斯見面，認識快五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起初只閱讀他的詩，沒有想到把他的詩譯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進醫院做手術。我帶著托馬斯那時剛剛發表的詩集《狂暴的廣場》。醫生給我打的那麻醉針肯定非常厲害: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的腦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網都掃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開始把那詩集的十九首詩譯成英文，當天下午就翻譯完了。出了醫院回家之后，托馬斯到我家里來，我們兩個討論我的譯文。”

    托馬斯原來是一個優秀的鋼琴家。他的自由詩的音樂性很強。并且從小喜歡畫畫。1990 年 8月4日，中國詩人李笠訪問托馬斯的時候，托馬斯說：“寫詩時，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詩需要很長時間。詩不是表達瞬間情緒就完了。更真實的世界是在瞬間消失后的那種持續性和整體性……” （北島《時間的玫瑰》，193 頁）。

    馬悅然毫不保留地說，“我欣賞他以簡樸的語言所表達很豐富的意象與寓意。我欣賞他讓我醒過來的驚訝的隱喻，我欣賞他引用古代希臘與羅馬的詩律表達生活在現代的人的樂趣與焦慮。我也欣賞他有時候用禪宗法師的超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安慰他的讀者。”

    在《巨大的謎語》序言中，馬悅然寫道“六七十年代左傾的詩人和評論家批評不合時代潮流的托馬斯，認為他忽略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責備他為保守派與資產階級。其實，托馬斯自己是一個左傾的自由主義者，對國內和國際的政治活動很感興趣。可是他不愿意讓他的詩作為政治宣傳的武器。”

    特朗斯特羅姆1990年冬天中風之后，只會講幾個詞，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他會參加任何題目的談話。馬悅然說，“我有一個朋友，是瑞典一位有名的醫學專家，告訴我一個因為中風不會說話的人絕對不會寫詩，除非是一個上帝創造的奇跡。我就給他講了一個真的故事。托馬斯和我都害耳鳴。有一天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為了他害的耳鳴比較煩惱。我就給托馬斯寄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