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中篇小說《雞窩洼人家》一發表，由于普遍得到好評和題材的現實性，多家電影制片廠爭相要求拍成電影，后來西安電影制片廠近水樓臺，獲得了改編攝制權。
1984年又是夏季時分，賈平凹領著導演顏學恕和劇作家魏揚青(竹子)，直接就來到鎮安縣委找我。同路的還有寫了《棋王》、《樹王》、《孩子王》的作家阿城和-個留著很短頭發的女士，與滿頭長發的阿城相比，賈平凹說男的像個女的，女的倒像個男的。后來聽說女的叫琪琴高娃，是個導演，阿城打算把賈平凹的《小月前本》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由琪琴高娃執導。后來果然改編了，劇本以《月月》為名發表在《上海文學》上;電影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不過沒有《野山》知名度高。賈平凹對阿城極為敬佩，一次不無嫉妒地對我說：“狗日的阿城小說寫的就是好!”
此時，我已不是縣委辦公室副主任。1984年春季縣級機構改革，我被地委事先內定進入縣級領導班子，這其中另有隱情。雖然內定，但還要按照程序走。機構改革領導小組從檔案中看到我是“文革”受害者，認為不會有什么問題，便對考察“文革”表現這一必要程序簡單從事，去函我的母校陜西省林業學校，聯系寄來一份我在“文革”中表現的證明。沒想到學校卻寄來一份有人檢舉我在一次武斗中打斷了他的腿的材料，當時全國上下都在清理“三種人”，如果確屬事實， 直接就可以確定我不能在黨政部門任職。后來查清被打者是把別人誤為了我，可是縣級機構改革已經結束，我非但沒有升職，連原任職務也未被重新宣布。此時，我正被掛在縣委辦公室無所事事，有時間接待和陪同賈平凹一行。
魏揚青這時還在陜西電視臺工作，此前有一部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播出。顏學恕是西安電影制片廠導演，1982年執導的大型舞臺藝術片《絲路花雨》頗有影響。賈平凹對改編和拍攝電影非常重視，此前他還沒有作品被拍攝成電影。他對我說他在這兒只能待幾天，他們要把劇本寫好才走，要我幫忙接待好和配合好。我說沒問題，有什么要求盡管講，我遵照吩咐一定安排好照顧周到。顏學恕和竹子跟我不熟悉，拱手致謝說：“那就拜托馬主任了。”他們這時候還都不知道我已不是縣委辦公室領導，尤其賈平凹我一直沒有對他講，以他的性格，若知道這個情況一定不會讓我有可能作難。
我當時的處境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尷尬。我在“文革”中是個受害者，參加了造反派卻沒有出格的行為，言論問題已經徹底平反，不存在什么可擔心的情況。學校材料寄到縣上后，只是把原來提拔我的內定意見擱置了下來。擱置的原因并非問題復雜，而是因為我是調任商洛地委紀委書記的前縣委書記任興哲的得力干將，繼任縣委書記看我不順眼。在接到我的材料后，縣委并未立即組織落實，以此為借口先把我進縣級班子擱置下來。過后很長時間，縣委組織部長才找我談話，要我檢查“文革”中有什么重大問題未向組織交待。我一無所知說不出什么來，萬不得已組織部長才告訴我，是在眉縣黨校的武斗中，我用木棍打斷了一個人的腿。我確無此種行徑，以前學校整我時也沒有人這么說過，要有當時肯定就過不了關，所以也就談不出否定的證據。縣委組織部最終派人拿著我的照片，去眉縣找到被打者辨認，方知把人弄錯了。如此簡單的問題如果核實用不了多少時間，也錯過不了提拔重用我的機會。繼任縣委書記顯然是別有用心，如果前任縣委書記任興哲在職，恐怕比我還要重視和著急。中國的干部任用制度決定了人治的核心作用，我一個副科級也不是大學畢業，一下子內定進入縣級領導班子，繼任者以為一定是前任在地委走了后門。
實際上我被內定提拔確有后臺，但不是前任縣委書記任興哲。前邊提到與地委領導有著不尋常關系的我的朋友的父親，解放前擔任游擊隊連指導員，建國初就任職商縣縣委副書記，后來當了地委宣傳部長。解放初干部極缺，各地都在開辦培訓班，地委宣傳部長具體負責培訓干部的商洛公學。商洛公學第一期結業時，按照地委指示挑選兩名優秀學員到地委機關工作，來自商縣鐵爐子的農民即現在的地委領導是其中之一。這個人當時連黨員都不是，還是我朋友的父親介紹入黨的。這個人一直視我朋友的父親為恩人，數十年里交情深厚。我的朋友是我在結子公社工作時的黨委副書記，1966年小學畢業進入初中，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初中畢業后去了襄渝線學兵連修鐵路，后來分配到鎮安縣結子公社做青年干事。1977年冬季恢復高考，他連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懂，頭一年連邊都沒有沾，又準備參加第二年夏季高考。當時干部參加高考不允許離職復課，我便成了他的全科輔導老師。我的朋友十分刻苦努力，家里利用這年春節放假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于1978年夏季考入西北大學生物系微生物專業，后讀研究生，出國留學，如今已是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醫學院教授兼藥學研究所主任，還是有著2000多名博士以上高科技人才參加的美國華人生物醫藥科技協會(CBA)董事會秘書長，連任過兩屆會長。我朋友一家人對我非常感激，朋友的父親曾當面把我介紹給此時的地委領導，囑咐其對我加以關照。地委領導很干脆地答應說，咱們總是要用干部的。我在鎮安時官運亨通皆源于此，至今不為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