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量變還是質變，事物變化總會呈現一定的階段性特征；無論是增長還是發展，經濟運行在一定時期總會呈現相對的穩態。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的視角不同，獲得的認識也會存在差異。眾所周知，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因此，當我們討論經濟新常態時，一個首要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新常態是增長的新常態，還是發展的新常態？

　　從當前媒體的討論看，大家更多是在增長層面關注新常態。其焦點主要是兩個：一是增長速度。中國能不能恢復高速增長？如果不能高速增長，新常態下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二是增長動力。要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從哪里去尋找增長源泉和增長動力？關于增長速度，學者們近乎一致的回答是，中國經濟增長未來不會保持1978年至2008年那樣的高速，增長速度肯定會下降。在未來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絕大多數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5年內大概在7%-8%，十年后6%的水平，二十年后5%的水平。關于增長動力，大多數觀點強調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主導，由出口鼓勵轉向擴大內需，出口中性。

　　從發展視角看，新常態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是經濟體在各種要素稟賦、外部條件和環境已經或正在發生諸多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經濟體內在機制發生自組織變化而進入到一種新的均衡狀態。增長速度放緩等量變只是這種新均衡態的表象之一。發展的視角不是不關注增長以及增長速度等問題，而是更關注增長背后深層次的東西，更不是把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幾個組成部分當做增長的動力源。發展的視角更關注經濟體內在因素與外部條件發生變化的過程中，相互作用的機制與變化的方向。經濟體內在機制變化，就是林毅夫所說的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經濟體變化方向，應該是Amartya Sen所說的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可行能力，擴展人們的自由。

　　關于增長動力，現在幾乎都在強調擴大內需，這是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構成上直接推出來的，是以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短期分析為基礎的。然而在增長理論中，根本就沒有內需的位置，只有經濟體的潛在生產能力。而且從發展經濟學理論看，中國仍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國家，一半的人口在農村，即便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低端的大部分人口的消費能力也有限，遠沒有達到羅斯托所說的“群體大規模消費階段”，不能指望以內需拉動生產。

　　新常態是一種新的均衡狀態，它是長期的；我們對它的觀察與分析也應該是長期的。當我們說目前中國經濟是“三期疊加”時，雖然著眼于長期，但實際上還是一種短期分析。從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轉向增長理論分析，是從短期分析轉向長期分析；而從增長理論分析轉向發展經濟學分析，則是從外在的表象深入到內在的本質。

　　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真的進入新常態，那么，這個常態會持續多長時間？如果時間太長了，這種常態可能就要用另一個名詞代替——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就是一種均衡狀態，它也是一種常態，只不過是負面的。中國經濟已經或即將進入的這個新常態會不會是中等陷阱？如果不是，區別在哪里？如果是，如何避免前進道路上可能存在的這個“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涵義是，把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階段成功晉級為中等收入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戰略，難以繼續支撐該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從世界銀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闡述看，它的思維取向是發展的，而不是增長的。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逐漸形成一種傾向，把這個概念從深層的發展層面拉回到表淺的增長層面。為了爭論，人們首先界定什么是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是用絕對標準還是相對標準；然后，根據中等收入人均GDP與高收入人均GDP之間的差距，推算增長速度與時間。結果，把這個問題簡化為小學算術中距離、速度與時間三者關系的追及問題：給定距離和增長率(速度)，計算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趕上高收入國家所需要的時間；給定距離和時間，計算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應有速度(增長率)。沿著這種分析思路，中等收入陷阱自然就被看做是經濟增長速度過低的問題。然而，增長放緩是經濟增長保持一定快速發展階段以后必然出現的現象，因此許多學者干脆質疑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其實，中等收入陷阱雖然是以“收入”的名義，但實質上是在貧窮的低收入國家擺脫低水平均衡的貧困陷阱之后，在通往發展的道路上仍然會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仍然會出現停滯的現象。“中等收入”是泛指那些擺脫了貧困陷阱而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儲蓄率提高，資本積累不僅不再像低水平均衡階段那樣緊迫，相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邊際貢獻日益遞減。如果說貧困陷阱主要是由于資本積累不足所致，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則主要是緣于創新不足。當資本積累不足時，可以“向內挖潛”，更可以借助外資，促進資本形成。創新不足則涉及結構調整、技術創新、體制改革等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和機制的培育問題，因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而是發展問題。

　　既然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在發展的道路上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那么，從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那里能夠獲得什么樣的理論指導呢？我們發現，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都是以低收入國家為研究對象，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都是針對貧困陷阱的，也就是說，還沒有新的發展理論來分析新常態下的發展問題。

　　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剛剛從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統治，而經濟體系依然沒有從殖民框架中解脫出來，最基本的經濟特征就是低生產率和低生活水平，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貧困惡性循環陷阱，發展的任務是擺脫貧困，建立獨立的產業體系，實現經濟起飛。在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起飛”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分水嶺”，一旦經歷了關鍵性的“起飛”階段，一國經濟便步入了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會自然而然地依次進入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因此，發展中國家謀求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全力以赴地擺脫低水平均衡陷阱。一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史，就是人們研究擺脫貧困謀求經濟起飛的學說史。然而，發展中國家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表明，經濟發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存在不同的發展問題。那些擺脫了“貧困惡性循環”、沖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經濟發展處于較高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要素、發展環境、發展目標、發展動力、發展任務等方面，明顯區別于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道路上仍然會面臨著新的挑戰，比如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1978年改革開放后經濟保持了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由一個農業國初步轉變為工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制造業大國。這些成就是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經濟發展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一種新的動態均衡狀態即新常態。然而，發展經濟學現有的一些發展理論與發展戰略對中國以及許多中等收入國家已經不再適用，迫切需要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時代在變遷，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在發展。中國經濟新常態研究不是短期的熱點問題，而是一個長期性的課題。一方面，我們期望經濟實踐大浪淘沙，凸現經濟體在新階段的本質聯系；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經濟學理論的積淀，以便有足夠的理性去實現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葉初升 閆斌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